沈從文記錄風景人物，有三種方式，一是用文字，二是用繪畫，三是用攝影。文字成本低，盡情鋪灑；繪畫的成本也不高，所以在書簡中有不少畫作；攝影成本最高，但最逼真，是最直接的一種記錄方式。所以文字不能為的時候用繪畫，繪畫不能為的時候才用攝影。攝影，以其更客觀更準確的表現(xiàn)，呈現(xiàn)著沈從文手中的相機的功能。

　　沈龍朱對爸爸的相機有記憶，他說：“那是他自己買的，伸縮暗箱，伸縮鏡頭。這么一打開，很小的鏡頭。他以前照過很多相，包括在蘇州的一些像片，可能都是用他那個照相機照的。還有我的五舅舅是照相迷。爸爸自己照相，好像在云南照過一些，但是真正留下來的東西，我手頭不多。我們在一起照的機會也不多，他可能單獨給某人照，單獨給我和媽媽照，單獨給弟弟和媽媽照，但他自己參與進去的機會不多。爸爸不是為工作用的，只是玩。但是膠卷貴，沖印很麻煩，所以他并沒有拍攝很多照片留下。我小時候，爸爸的相機已經(jīng)貼上兩塊橡皮膏了，伸縮暗箱漏光不行了。三舅張定和給相機糊上橡皮膏，涂上墨。那時就已經(jīng)壞到這樣的程度了。”

　　沈從文買了照相機，只把它用于一般意義的紀念性照相，并未給自己的攝影術(shù)提什么要求。但是，這不等于沈從文不懂攝影。雖然他也曾說過照相“只是從光影分配布置中見巧的藝術(shù)，其藝雖巧成亦不甚困難”，但他終于沒有想到自己去從事這個工作。

　　沈從文的名篇《云南看云》，其實是觀賞了攝影家盧錫麟的影展后，引發(fā)的一些感悟。文章寫于1940年的昆明，那時昆明也遭受著日機的轟炸。

　　在沈從文看來，好的攝影作品，一樣是可以教育人的。雖然可能只是一些風光攝影，但是既然是藝術(shù)，就不能沉溺在極狹窄的圈子里，而應(yīng)該對整個社會負責。從沈從文對盧錫麟攝影藝術(shù)的肯定，反映出沈從文作為一個藝術(shù)家對于攝影藝術(shù)乃至一切藝術(shù)的態(tài)度。從作品反映的社會現(xiàn)實來反思我們每一個人在國家民族發(fā)展中要承擔點什么。所以，這篇文章最后，沈從文說：“……我覺得盧先生的攝影，不只是給人看看，還應(yīng)該給人深思。”

　　自己有相機，并具有極高的攝影理念和極高的藝術(shù)悟性，但沈從文對自己沒有這樣的期許，他的藝術(shù)工具是筆而不是相機。

　　整日伏案工作成了沈從文的常態(tài)。到了沈從文下干校的時期，沈龍朱有了自己的相機。他說：“干校時期我有照相機了。我是工人，早就自食其力了。我買的是海鷗照相機。我給父母、家人留了一些照片，也不多。我就是照。”

　　沈龍朱喜歡騎自行車。1946年從云南回到蘇州，他12歲，恰好可以騎自行車，而蘇州又很容易租到自行車，于是，他就瘋狂地騎車玩。他喜歡在自行車上迎風而行的感覺。在他12歲時，騎自行車還算時髦，而到了晚年，他騎車，環(huán)保而健身。

　　剛解放，張兆和先到華北大學參加政治學習，學習結(jié)束后被分配到北京師范大學附中教書。她本來是教英文的，但師大附中要求她教語文。后來工作調(diào)整到西郊一○一中學，離家很遠，張兆和只能住在學校，一禮拜回家一趟。沈龍朱就在家與學校之間跑腿，他說：“我一會兒去送送這個，一會兒又從她那兒拿那個東西回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