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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有順:如何完成中國故事的精神

來源:人民日報 謝有順   時間 : 2016-0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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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心閱讀

  敘事早已廣泛覆蓋了人類的生活,并借助記憶塑造歷史,也借助歷史使一種生活流傳,那些關(guān)于自己命運和他人命運的講述,在時間中漸漸成了人類生活不可缺少的段落,成了個體存在的一個參照

  只有在故事中讓人看到中國的文化,遇見中國人的靈魂,進而實現(xiàn)對中國全新的想象,才可稱為是對一個故事的最終完成

  好的小說,不僅要寫人世,還要寫人世里有天道,有高遠(yuǎn)的心靈,有渴望實現(xiàn)的希望和夢想

  那些能在廢墟中將潰敗的人性重新建立起來的寫作,才是有靈魂的、值得敬重的寫作。要講好中國故事,必須看到這一精神大勢的變化,也惟有如此,在中國故事中所創(chuàng)造的中國形象,才是健全的、成熟的、真正有中國氣派的

  一切的記憶和想象都是通過敘事來完成的

  在這個信息時代,盡管民眾聽故事的沖動依然強烈,但講故事的藝術(shù)卻面臨著窘迫的境遇。尤其是虛構(gòu)性的敘事作品,在一個信息傳播日益密集、文化工業(yè)迅猛發(fā)展的時代,似乎難逃沒落的命運。相比于敘事通過虛構(gòu)與想象所創(chuàng)造的真實,現(xiàn)代人似乎更愿意相信新聞故事的真實,甚至更愿意相信廣告里所講述的商業(yè)故事。那種帶著個人嘆息、與個體命運相關(guān)的文學(xué)敘事,正在成為一種不合時宜的文化古董。盡管20世紀(jì)三四十年代,巴赫金把小說這種新興的文體看作是近現(xiàn)代資本主義文明在文化上所創(chuàng)造的唯一的文學(xué)文體,但與巴赫金同時代的本雅明,卻在1936年發(fā)表的《講故事的人》一文中宣告敘事藝術(shù)在走向衰竭和死亡,“講故事這門 藝術(shù)已是日薄西山”,“講故事緩緩地隱退,變成某種古代遺風(fēng)”。

  我想,小說敘事的前景遠(yuǎn)不像巴赫金說的那樣樂觀,但也未必會像本雅明說的那么悲觀。敘事是一門古老的藝術(shù)。從穴居人講故事開始,廣義的敘事就出現(xiàn)了。講述自己過去的生活、見聞,這是敘事;講述想象中的還未到來或永遠(yuǎn)不會到來的生活,這也是敘事。敘事早已廣泛覆蓋了人類的生活,并借助記憶塑造歷史,也借助歷史使一種生活流傳。長夜漫漫,是敘事伴隨著人類走過來的,那些關(guān)于自己命運和他人命運的講述,在時間中漸漸成了人類生活不可缺少的段落,成了個體存在的一個參照。敘事是人類生活中的重要內(nèi)容,“沒有敘事,就沒有歷史”(克羅齊語);沒有敘事,也就沒有現(xiàn)在和未來。一切的記憶和想象,幾乎都是通過敘事來完成的。從這個意義來講,人確實如保羅·利科在其巨著《時間與敘事》中所說的,是一種“敘事動物”。

  小說家是一個廣義上的“講故事的人”。他像一個古老的說書人,圍爐夜話,“武松殺嫂”或“七擒孟獲”,《一千零一夜》,一個一個故事從他的口中流出,陪伴人們度過那漫漫長夜。然而,進入現(xiàn)代社會之后,寫作不再是說書、夜話、“且聽下回分解”,也可能是作家個人的沉吟、嘆息,甚至是悲傷的私語。作家寫他者的故事,也寫自己的故事,但他敘述這些故事時,或者癡情,或者恐懼,或者有一種受難之后的安詳,這些感受、情緒、內(nèi)心沖突,總會貫穿在他的敘述之中,而讀者在讀這些故事時,也會不時地有感于作者的生命感悟,有時還會沉迷于作者所創(chuàng)造的心靈世界不能自拔。當(dāng)我們閱讀不同的故事,我們往往能得到不斷變化的體驗,如一個作家所說,那些與自己毫無關(guān)系的故事會不斷地喚醒自己的記憶,讓那些早已遺忘的往事與體驗重新回到自己的身邊,并且煥然一新。

  作家的靈魂視野還存在著很大的缺失

  但是,這些年所講述的中國故事中,普遍存在著兩個誤區(qū)。

  一是在講故事的藝術(shù)上,上世紀(jì)80年代以來,我們一味求新,普遍學(xué)西方,以致這二三十年把西方這100多年藝術(shù)探索的經(jīng)驗都借鑒了一遍,但如何對待中國自身的敘事資源,如何在故事中建構(gòu)起中國風(fēng)格、中國語體的文化自覺還不明顯?,F(xiàn)在看來,唯新是從、唯西方是從的藝術(shù)態(tài)度未必可行。這一點,從作家為人物取名字上就可以看出。上世紀(jì)80年代的小說探索,經(jīng)常有作家會把人物的名字取成1、2、3、4或者A、B、C、D,把人物符號化,以表征個性已被削平,現(xiàn)代 人內(nèi)心的深度也消失了,這是一種先鋒意識;但在今天的語境里,中國作家若再把人物的名字取成1、2、3、4或A、B、C、D,我想,哪怕是最具先鋒意識的讀者恐怕都不愿去讀了。為什么呢?就是因為閱讀語境發(fā)生了變化。中國人的名字是隱藏著文化信息的,取名也是一種中國文化——所以文化自覺并不是抽象的,它可以從很具體的寫作細(xì)節(jié)(如給人物取名字)中看出來。

  二是中國小說迷戀凡俗人生、小事已經(jīng)多年了,這種寫作潮流,最初起源于對一種宏大敘事的反抗,然而,反抗的同時,伴隨而生的也是一種精神的潰敗——小說被日益簡化為欲望的旗幟,縮小為一己之私,它的直接代價是把人格的光輝抹平,人生開始匍匐在地面上,并逐漸失去了站立起來的精神脊梁。所以,這些年來,尖刻的、黑暗的、心狠手辣的寫作很多,我們很難看到一種寬大、溫暖并帶著希望的寫作,可見,作家的靈魂視野還存在著很大的缺失。

  在這兩個誤區(qū)里講述中國故事,都只是完成了對一種新的寫作技藝的學(xué)習(xí),以及對一種日常生活的表層撫摩,而無法真正完成一種故事的精神。只有在故事中讓人看到中國的文化,遇見中國人的靈魂,進而實現(xiàn)對中國全新的想象,才可稱為是對一個故事的最終完成。

  最重要的是公正地對待歷史和生活

  如何才能更好地完成中國故事的精神呢?我以為,最重要的是要公正地對待歷史和生活。只看到生活的陰暗面,只挖掘人的欲望和隱私,而不能以公正的眼光對待人、對待歷史,并試圖在理解中出示自己的同情心,這樣的寫作很難在精神上說服讀者。因為沒有整體的歷史感,不能以寬廣的眼界看世界,作家的精神就很容易陷于偏狹、執(zhí)拗,難有溫潤之意。這令我想起錢穆在《國史大綱》一書的開頭所說的,他勸告我們要對本國的歷史略有所知:“所謂對其本國已往歷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隨一種對本國已往歷史之溫情與敬意”,“所謂對其本國已往歷史有一種溫情與敬意者,至少不會對其本國歷史抱一種偏激的虛無主義……將我們自身種種罪惡與弱點,一切諉卸于古人。”錢穆所提倡的對歷史要持一種“溫情與敬意”的態(tài)度,既是他的自況之語,也是他研究歷史的一片苦心。文學(xué)寫作何嘗不是如此?作家對生活既要描繪、批判,也要懷有溫情和敬意,這樣才能獲得公正的理解人和世界的立場。可是,“偏激的虛無主義”在作家那里一直大有市場,所以,很多作家把現(xiàn)代生活普遍簡化為欲望的場景,或者在寫作中單一地描寫精神的屈服感,無法寫出一種讓人性得以站立起來的姿勢,寫作的路子越走越窄,靈魂的面貌也越來越陰沉,慢慢地,文學(xué)就失去了影響人心的正面力量。

  精神視野的殘缺,很容易使作家沉陷于自己的一己之私,而無法在作品中展示更廣闊的人生、 更高遠(yuǎn)的想象。而好的小說,不僅要寫人世,還要寫人世里有天道,有高遠(yuǎn)的心靈,有渴望實現(xiàn)的希望和夢想。有了這些,人世才堪稱是可珍重的人世。中國不少當(dāng)代小說慣于寫黑暗的心,寫欲望的景觀,寫速朽的物質(zhì)快樂,唯獨寫不出那種值得珍重的人世———為何寫不出“可珍重的人世”?因為在作家們的視野里,早已沒有多少值得珍重的事物了。他們可以把惡寫得尖銳,把黑暗寫得驚心動魄,把欲望寫得熾熱而狂放,但我們何曾見到幾個作家能寫出一顆善的、溫暖的、充滿力量的心靈?那些讀起來令人心驚肉跳的欲望故事中,有幾個寫到了靈魂深處不可和解的沖突?為現(xiàn)代人的靈魂破敗所震動、被尋找靈魂的出路問題所折磨的作家,那就更少了。

  故事精神的完成即作家精神的成熟

  很多小說都成了無關(guān)痛癢的竊竊私語,或者成了一種供人娛樂的膚淺讀物,它不僅不探究存在的可能性,甚至拒絕說出任何一種有痛感的經(jīng)驗。作家們只要一開始講故事,馬上就被欲望敘事所扼制,根本無法掙脫出來去關(guān)心欲望背后的心靈跋涉,或者探索人類靈魂中那些困境。

  欲望敘事的特征是,一切的問題最后都可以獲得解決的方案,也就是獲得俗世意義上的和解;唯獨靈魂敘事,它是沒有答案的,或者說它在俗世層面是沒有答案的——文學(xué)就是探究那些過去未能解答、今日不能解答、以后或許也永遠(yuǎn)不能解答的疑難,因為這些是靈魂的荒原,是每一個人的生存都無法回避的根本提問。只有勇敢面對這樣的根本提問,人才有可能成為內(nèi)在的人,文學(xué)才能稱之為是尋找靈魂的文學(xué)。木心說:“五四以來,許多文學(xué)作品之所以不成熟,原因是作者的‘人’沒有成熟。”確實,作家如果沒有完成精神成人,文學(xué)所刻畫出來的靈魂就肯定是單薄的。

  當(dāng)下時代,寫作門檻已越來越低,各種方式流行的中國故事實在太多了,有些是滿足于讀者一種閱讀的趣味,有些是消費性寫作潮流的產(chǎn)物,但最值得倡揚的,還是完成了一種精神的那些中國故事。畢竟,一味地展示欲望細(xì)節(jié)、書寫身體經(jīng)驗、玩味一種竊竊私語的人生,早已不再是寫作勇氣的象征;相反,那些能在廢墟中將潰敗的人性重新建立起來的寫作,才是有靈魂的、值得敬重的寫作。我相信后者才是中國文學(xué)精神流轉(zhuǎn)的大勢。要講好中國故事,必須看到這一精神大勢的變化,也惟有如此,在中國故事中所創(chuàng)造的中國形象,才是健全的、成熟的、真正有中國氣派的。

  (作者為中山大學(xué)中文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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