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研究文學史的，自然要閱讀，處理各方面的龐雜材料。也編過供教學用的當代文學史料選，編過“20世紀中國小說理論史料”的當代卷，但沒有專門做過史料整理、研究工作，對這個專業(yè)性很強的工作說不出什么來。這里只是提一點建議，就是在當代文學與世界文學關系上，史料整理和研究還做得不夠，有很大的提升空間。

　　今年年初，在一篇談當代文學與俄蘇文學關系的文章中，我引了張旭東的一個說法：俄國文學第一次提出“如何走向世界文學”的問題。如何在自己的文化中做世界的同時代人，也就是我們常說的世界歷史時間差及其克服的問題。俄國文學這個問題的提出是19世紀三四十年代，對中國文學來說，這個問題貫穿從19世紀末到整個20世紀，并延續(xù)到今天?？释麆?chuàng)造“當代”的時間，在我們這里，既是一種文化心理，也是實在發(fā)生的文學現象。

　　在與世界文學關系的史料整理和研究上，“現代文學”在這方面有深入開展，包括文學思潮、文學運動、流派、文類、具體作家作品等。十多年前，嚴家炎先生曾主編“20世紀中國文學研究叢書”，共11卷，分別討論宗教(佛學、基督教文化、穆斯林文化)、世界末思潮、科學、現代都市文化、浪漫主義、抒情寫實主義、象征主義、表現主義、社會主義現實主義與中國文學的關系，可以看出都是從思潮的方面來檢視中國現代文學與世界文學/文化的關聯。不過它們大多是處理20世紀前半期，當代文學部分涉及尚不充分。

　　如果站在當代文學研究的“立場”上，當代文學與世界文學關系的資料整理和研究，或許可以做“外部”和“內部”的區(qū)分。所謂“外部”(或者“外圍”)，指的是將外國文學研究作為獨立學科，不直接處理外國文學研究、譯介與中國當代文學建構的關系；研究者也主要是外文系、所的學者。這方面的成果，包括資料整理，新世紀以來成果豐碩。整體性論述和大部頭叢書，我知道的有龔翰熊主編的《西方文學研究》(2005)，王向遠《東方各國文學在中國——譯介與研究史述論》(2001)，陳眾議主編的《當代中國外國文學研究(1949—2000)》(2011)，還有去年剛出版，共8卷的《新中國60年外國文學研究》(申丹、王邦維總主編)。

　　比較起來，楊義擔任總主編的《中國翻譯文學史》，從近代卷到《十七年及“文革”卷》《新時期卷》，就更多關注翻譯對中國現當代文學的影響，也就是將文學翻譯看作參與中國文學建構的重要組成。撰述者都是現當代文學學者，他們對外國文學的了解自然不及外國文學研究專家，卻能更多關照中外文學之間的復雜關系這個層面。翻譯與中國現代文學的建構，與中國文學“現代性”追求關系密切。文學創(chuàng)新，文學改制、文學秩序確立，與翻譯都有直接關系，或者說離不開翻譯的推動，離不開“外來”影響產生的“沖擊”。另外，一些個案研究成果也給人印象深刻，如滕威關于拉丁美洲文學在當代中國的翻譯接受研究，詩歌方面，一些詩人和批評家對新時期以來外國詩歌翻譯與“新詩潮”關系的研究，也有出色的成果。

　　總體來說，這方面的資料整理和研究開展還很不夠。目前編纂的當代文學大事記、專題史料集，以及帶有某種史料編纂性質的編年史，這方面的表現都相對薄弱。

　　當代文學中的中外文學關系，在資料整理和研究的范疇和方法上，整體應該和現代文學并無不同，但也有重要的差異，或者特殊性。一是文學和世界政治的關系更加直接、密切，包括二戰(zhàn)后兩個陣營的冷戰(zhàn)，國際共產主義陣營分裂，殖民地解放、民族獨立運動等。另外，由于當代文學具有“國家文學”的性質，外來影響不僅表現在思潮、觀念、藝術方法，而且也體現為制度、文學管理和運動開展方式的層面。這些制度性因素，現代文學時期沒有這么突出。還有一點，在當代，中外文學交流的方式、渠道，也呈現更復雜的狀態(tài)。有正式的、公開的渠道，也有“非正常”的方式。譬如我們熟知的“內部書”“內部刊物”“過境影片”等。有的時候，被作為反面批判的對象，在批判性傳播過程中產生的效應，也常常出乎設計者的預想。當代文學的前三十年，基于擴大政治影響，我們會邀請一些西方進步、左翼作家藝術家訪問中國，以爭取他們的支持；如同20世紀30年代蘇聯邀請羅曼·羅蘭、紀德訪問蘇聯那樣。不過效果有時候也出乎意料。例子之一是“文革”期間對安東尼奧尼邀請，和隨后對他的的記錄片《中國》的大規(guī)模批判。

　　我們都熟知俄蘇文學與20世紀中國文化，特別是當代政治/文化關系密切，但這方面資料整理和研究卻差強人意。20世紀80年代我讀過夏中義先生寫的“別、車、杜在當代中國”的論文，印象很深刻，可惜這樣的研究不是很多?，F在看到的專門研究著作，還是荷蘭學者佛克馬的《中國文學與蘇聯影響(1956-1960)》，它是在大量資料整理基礎上的研究。雖然評述的時間范圍是1956—1960，對象主要限定在文學理論、文藝政策層面。這本書英文版面世是1965年，將近40年后的2011年才有中譯本，放在程光煒主先生主編的“當代文學史研究叢書”里。我們作為“當事人”卻沒能寫出有分量的著作。

　　另外一個問題，是西方、俄國十八、十九世紀文學在當代中國的情形。有一種看法，在當代與社會主義文學發(fā)生緊張關系的是西方“現代派文學”，其實，以十九世紀現實主義為中心的西方文學，在當代與社會主義文學關系也相當緊張。它既是可以用來批判帝國主義、殖民主義和舊時代社會制度的資源，但對社會主義、集體主義個性，對頌歌性質的文學的建立也是威脅。當代開展的對現實主義作家的重新闡釋，還有對《紅與黑》《約翰·克利斯朵夫》的批判性討論，對人道主義的批判，都證明這一點。

　　當代文學的過程，深深嵌入到世界政治斗爭之中，這方面史料整理也大有可做。如20世紀50年代蘇共20大，1956年的匈牙利事件，對一些中國作家發(fā)生的沖擊。20世紀50年代后期與蘇聯分裂公開之前，對南斯拉夫“修正主義文學綱領”的批判，是當年中國發(fā)生的重要文學事件。20世紀50年代成立的一些國際性政治、文化機構，對當代文學的走向也很重要。比如1950年的世界和平理事會。這是冷戰(zhàn)時期主要為蘇聯控制的“統戰(zhàn)組織”。它當然不僅限于文學范圍，涉及工會，婦女，青年，科學、體育，文化，教育，宗教等廣泛領域，但在文學領域也有相當影響。中國文學機構和作家通過它組織的大量活動，參與到當時冷戰(zhàn)角力的政治斗爭中，確立觀察世界的方式，并建立了不僅與蘇聯，而且與西方左翼作家、文化人的廣泛聯系。這方面產生的效應還需要在資料整理基礎上做進一步考察。比如通過“世界文化名人”的年度評定，讓一批西方古典作家以名正言順地在當代中國“落戶”，并擴大中國與西方左翼作家(阿拉貢、艾呂雅、畢加索、薩特、波伏娃、聶魯達等)的聯系——而他們的文化/文學觀念顯然不能完全歸入正統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

　　另一個值得關注的是亞非作家會議。亞非作家會議成立于1958年10月，第一次會議在當時蘇聯的烏茲別克共和國的塔什干舉行，在科倫坡設立常設事務局，秘書長是森納雅克。我寫《材料與注釋》的“1962大連會議”部分，說當年茅盾曾犯過政治錯誤，就是他在“世界和平裁軍會議”上，支持蘇聯而排擠亞非作家會議秘書長森納那亞克。亞非作家會議20世紀60年代又舉行多次會議。我印象比較深刻有1961年5月在日本東京召開的亞非作家緊急會議，1962年開羅召開的會議。后來由于中蘇分裂也發(fā)生分裂。在成立之初，它的宗旨是團結亞非洲作家投入反對殖民主義、帝國主義，爭取獨立運動，并在斗爭中產生自己新的文化/文學。記得20世紀60年代，中國一些作家的活動、寫作，如楊朔、劉白羽、林林的散文，冰心的《櫻花雨》，巴金的《來自鐮倉的照片》和他寫井上靖、中島健藏的散文，都和他們參加亞非會議活動有關。目前，對這個組織，以及當年開始的建立亞非“新文化”的設想，以及對中國當代文學產生的影響，關注的學者不是很多，被忘卻了，較少被人提起。好像只有關注東亞政治/文學問題的學者，如清華大學的王中忱教授等少數學者有資料整理和論文發(fā)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