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和之美”是中華美學精神的組成部分，其強調情感的表露要自然而然、居中克制、恰到好處，悲喜不要過度，情緒不宜宣泄，藝術表達與審美訴求盡量處于平衡、和諧、圓融的格局和狀態(tài)中。在傳統(tǒng)社會里，“中和之美”既是藝術的創(chuàng)作原則，也是生活的倫理準則，體現(xiàn)了儒家文化秩序中文藝觀和道德觀的統(tǒng)一。今天重提“中和之美”，不是要在官方的文藝倡言中尋找可靠的藝術法則，也不是對中國古典美學強加新意，而是在于其與當下凡俗生活本相的同構性，在于其與當下中國文化境遇及大眾心靈感受的脈息相通，在于其有對當下文學創(chuàng)作某些消極惰性傾向的平衡抑制功能。

　　首先，“中和之美”切近當下日常生活經(jīng)驗的主體部分。文學是現(xiàn)實的鏡像和反映，文學是歷史處境與社會精神的折射，有什么樣的時代氣氛，就有什么樣的文學基調。文學的審美取向始終隨社會機制的外在變化而變化，始終隨社會主流現(xiàn)實的變化而變化，當然不乏旁逸斜出者，但畢竟是少數(shù)。一個多世紀以來的中國文學并不缺少激烈狂暴和強悍血腥。“五四”時期，中國文學借助悲劇敘事對封建文化與傳統(tǒng)生活進行強烈控訴，雖然很多指控今天看來并不真實，但非如此，不足以扭轉強大的文化慣性和思想惰性?？谷諔?zhàn)爭時期，中國文學充溢著大災難與大悲哀，這是民族苦難和不幸歷史的真實寫照。新時期之初，文學通過付諸于“血與淚”的書寫完成了對左傾時代的全面認知與徹底剝離。而今天，中國在經(jīng)歷了改革開放初期的思想震蕩與觀念不適后進入了平穩(wěn)有序的發(fā)展期，社會變革的步伐雖從未停歇，但改革是溫和漸進式的，罕有社會結構的大幅調整與價值觀念的劇烈變遷。無可否認，任何一個時代都不乏悲歡離合，任何一種生活都不能完美無缺，但在平衡和平穩(wěn)的社會大格局下，生活不再是荊天棘地和虎狼撲面，經(jīng)歷的大多也不是驚心動魄和生死抉擇，大愛大恨、大起大落、大喜大悲、大善大惡是極端化體驗。“暴風驟雨”與“疾風勁雨”不是感受的普遍狀態(tài)，“和風細雨”和“微風小雨”方是生活的主旋律。固然，人生難免有波折不平，情感也必會有波瀾起伏，人格也要頂天立地，批判的鋒芒也自不可缺，但就中國社會生活的主流氣質而言，橫眉冷對、歇斯底里、咬牙切齒明顯是不自然和非常態(tài)的。中國傳統(tǒng)美學在20世紀失去影響力的主要原因是因為它喪失了闡釋力，不能全面而有效的詮釋現(xiàn)代中國社會的生存體驗。今天我們重提“中和美學”，不是要在文學創(chuàng)作中建構生活的應然狀態(tài)，而是它本身就切近生活的已然狀態(tài)。以中和美學直面人生，鉤沉世態(tài)，能較為準確地融構當下的存在經(jīng)驗，在某種意義上，它是一個通向“中國故事”的路標，憑借它，文藝更容易到達“非虛構”生活的臨界狀態(tài)。

　　其次，“中和之美”符合當下大眾的審美習慣。中和美學是中國傳統(tǒng)中庸文化心理與審美意識的有機組成，無論我們在思想史維度和價值判斷上如何評斷它，經(jīng)過漫長的歷史演化，它已沉淀到民族性格和文化心理的最深處。中國人的思維方式、行為邏輯、審美喜好講求含蓄、適中、平穩(wěn)，不喜狂放、憤激、極端已成不爭事實，它是中華民族性格中的超穩(wěn)定部分，而當下中國社會生活與倫理生活的日常性與漸變性又鞏固和強化著這種心理。應該說，“中和”的思維邏輯在很大程度上已經(jīng)成為百年來中國對西方文化接受的心理前提之一。近代以來，西方的思想文化與美學觀念不斷傳入中國，使中國的知識分子感受到了全新的知識，像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學說、叔本華的唯意志論、尼采的超人哲學進入中國都比較早，對文學創(chuàng)作的思想內(nèi)容與形式選擇也確有影響。但在20世紀的中國文學創(chuàng)作中，真正將之作為精神資源與表現(xiàn)對象的并不多。究其原因，不是因為這些理論學說缺少系統(tǒng)性和解釋力，而是因為在中國這個倫理本位的國度中，人們的情感欲望和生命訴求多在理性的、倫理的、秩序的規(guī)范約束之下，根植于絕對意志與強調生命本位的美學思想與中國人對社會人生的理解體驗有相當距離甚至彼此矛盾。毫無疑問，付諸于象征體系的營構和意義表達方式的選擇的文藝創(chuàng)作不僅要貼近社會，而且要切近心靈；不僅要有思想的張力，而且還要有精神的深度。一些文藝創(chuàng)作固然可以通過欲望煽情與極致人格書寫產(chǎn)生的強烈風格而獲得某種吸引力，但其影響只能是暫時性和有限性的，因為它的本質是刺激性的和消費性的。真正不沉于時間淵藪的富于成就的文學都是關注人的生存，歌頌人的天籟的作品。這類創(chuàng)作有對人的價值生活和倫理處境的深度關注，有對人的存在的發(fā)現(xiàn)與詢問，有對群體意識的體察和共性精神狀態(tài)的從容撫摸。在這個意義上，“中和美學”更符合國人的審美習慣和欣賞心理，它與當下中國人的心靈生活天然湊泊，與大眾生活精神主脈互息互通。自覺貫徹中和美學的文藝創(chuàng)作傳遞的觀念和經(jīng)驗，可以令藝術創(chuàng)造者和接受者分享共同的情感與理念，獲得真正的共鳴和相似的聯(lián)想。這種藝術力量帶來的不是隔閡陌生或是與現(xiàn)實經(jīng)驗的巨大反差，而是自由自在、持久動人的審美愉悅。

　　最后，“中和之美”有利于抑制當下中國文學的某些偏頗。雖然，新世紀以來的中國文壇出現(xiàn)了諸多新氣象，中國作家接連獲得有分量的國際獎項，文學創(chuàng)作與閱讀的渠道更加多元化，中國文學的國際傳播速度更廣、更快，但毫無疑問這并不是個令人滿意的文學時代。在我看來，中國文學的一個主要問題就是擺脫不了文學慣性的牽扯與羈絆，這有諸多表現(xiàn)。比如，中國作家習慣在“暴力”、“血腥”、“非理性”的維度中想象和虛構歷史。曾幾何時，莫言、余華、蘇童、格非等人的新歷史主義的先鋒之作，給中國文學的歷史觀和歷史意識帶來了根本性的解放，使中國文學的歷史敘事逃離了歷史本質論與整體觀的先驗牢籠，極大拓展了文學表現(xiàn)歷史的深廣度，但今天，此類歷史敘事已經(jīng)司空見慣、俯拾即是，它不再是一種覺悟的洞見和美學的開拓，而是一種因循與新的模式化。再比如，中國作家習慣在受難和失貞的情感經(jīng)歷中表述鄉(xiāng)村人的“城市化體驗”，在“另類的生活”和“極致的情感”上表述“城市經(jīng)驗”，這其中就有根深蒂固的農(nóng)耕文明的烏托邦情結和“十七年”文化反感和厭惡城市的無意識影響。此類文學觀念相對于時代精神無疑是滯后和錯位的，毫不客氣地說，今天很多作家還停留在90年代文學觀念的理解認識水平上。而上述兩類文學創(chuàng)作的傾向又顯然與文學商業(yè)化相交媾，因為殘缺的、暴力的、非常態(tài)的、審丑的文學比其他類型文學更容易滿足大眾閱讀的趣味與期待。當下文壇，無論是文學觀念上的陳陳相因，還是創(chuàng)作意圖上與商業(yè)文化的亦步亦趨，都要借助血淚涕零的悲戚煽情、正邪價值的激烈對抗，高潮迭起的戲劇夸張、自我撕裂的感官本能以及瘋狂詭奇的文本格調來實現(xiàn)，這明顯與習見的日常生活相抵觸，意識偏見與美學偏執(zhí)不證自明。“中和美學”有抑制當下文學創(chuàng)作惰性的能量，以其為原則和參照進行藝術選擇和藝術升華可以創(chuàng)生出敦厚平和與豁達俊逸的審美韻致，能在敘事的奔放與理性的約束間獲取某種平衡，能規(guī)范和治理文學創(chuàng)作中失之節(jié)制的欲望寫作與個人化傾向，能對那種通過戲劇性情節(jié)獲悉的歷史觀與生活觀的簡單認知有所牽制，能賦予當下文學創(chuàng)作以自覺的分寸感和節(jié)制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