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中國的文學批評并不止于“文學”的“思想文化”意義，在晚清以來的五四時期和1980年代的思想解放運動中，文學批評都發(fā)揮了其對社會轉型、主體想象等特有的參與作用。而本文關注的焦點則是文學批評文體本身，作者相信文體是作家思想的浮雕，應飽含批評主體的生命體驗與獨創(chuàng)性。針對批評文體從以西方論文為主的文體形態(tài)逐漸由新世紀以來愈加穩(wěn)固的學院體系而僵化成一種偏至理性、脫離實際的“學院批評”這一現(xiàn)象，作者試圖呼吁當今批評者在比較務實地以論文為宗的基礎上，還應該根據個體狀況，更加自由地吸納和轉化古今中外批評文體的諸多資源，不僅是拒絕僵化，甚至于創(chuàng)造新的批評文體，以此促進與形成我們文學批評領域中批評文體的多元化景觀。

 

在當下中國文學的種種問題中，文學批評方面所存在的問題人們往往較少關注，至于批評文體，關注得就更少。雖然我們平時在對文學批評的閱讀中，經常會對批評文體的問題頗多不滿、頗多感慨，但認真地作充分的討論，卻很難得。實際上，長期以來，由于文學批評特別是批評文體形成與積累的問題相當之多,并且也包含著太多重要與復雜的內容，非常值得我們深入地去討論。

晚清以來，中國的思想文化與文學都發(fā)生了相當巨大的現(xiàn)代性轉型，一直到今天，這一轉型仍在進行，仍然未完成。文學批評不僅是這一轉型中文學實踐的一個重要方面與重要類型，作為一種獨特的思想文化實踐，它還有著不止于、超越于“文學”的“思想文化”意義。它的這一特點，在晚清以來的中國近現(xiàn)代思想文化史上表現(xiàn)得非常明顯，尤其是在五四時期和1980年代的思想解放運動中，文學批評所發(fā)揮的文學、思想與文化方面的創(chuàng)新、開拓與突破性作用，要更加突出。如果我們放大視野，考察一下西方國家的文學批評，這方面的特點同樣很明顯。由于文學批評在西方思想文化的現(xiàn)代性轉型中所發(fā)揮的巨大作用，18、19世紀特別是20世紀，甚至被稱為是“批評的時代”，[1]我想這是我們討論文學批評的問題時首先就應該明確的一個方面。因此，我們討論批評文體，雖然意味著我們應該立足和聚焦于文學批評的“語言體式、思維方式和批評風格融合而成的批評文本結構”，我們“對批評文體的把握，就是對文學批評本體的內在把握”，[2]但在同時，按照別林斯基的說法，由于“文體，——這是才能本身，思想本身。文體是思想的浮雕性、可感性；在文體里表現(xiàn)著整個的人；文體和個性、性格一樣，永遠是獨創(chuàng)的”，“任何偉大的作家都有自己的文體”，[3]所以，我們討論批評文體，還意味著我們應該充分關注批評主體，并且循此深入和拓展到文學、思想與文化等更加豐富和更加廣闊的方面，在思想文化與文學的發(fā)展演進和歷史轉型的意義上來更深入地討論批評文體。

歷史地來看，隨著晚清以來中國思想文化與文學的現(xiàn)代轉型，由梁啟超、王國維等一代批評家開始，我們的文學批評已經由詩詞文話、序傳書簡、評點箋注等傳統(tǒng)的文體形態(tài)轉型為以西式論文為主體的文體形態(tài)。在這樣的文體形態(tài)中，圍繞著論文的立論或基本觀點，運用種種論據，以邏輯演繹或抽象思辨的方式來作闡述與論證，變成了批評最主要的方面，而傳統(tǒng)文學批評的直覺、感悟、印象和文學化、隱喻性的表述卻退居其次，甚至在很多論文中基本消失。應該說，無論是在西方，還是在中國，批評文體的這一轉型無疑都是相應于現(xiàn)代社會的理性化要求，是理性化原則在思維與文體上的表現(xiàn)，有其必要的“合理性”價值。即以中國來說，批評文體的這一現(xiàn)代性轉型便產生了很多以論文的方式得以形成的批評經典，像茅盾、胡風與朱光潛等，都是中國現(xiàn)代文學批評的經典作家，他們的論文與論著，對于中國文學的現(xiàn)代性轉型和歷史發(fā)展，都產生了巨大作用。但是，物極必反。理性化的高度膨脹與擴張如果走向極端，很容易形成理性化的偏至。在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批評史上，這種非常極端的理性化偏至，最為突出的體現(xiàn)就是當年的“大批判文體”。這一文體以絕對的歷史理性取消了個體，取消了批評主體的個體生命體驗與文學感悟，從而便使機械、獨斷與二元對立成了它最基本的思維模式。一直到新時期之初的1980年代，作為我們這個民族精神覺醒和思想解放的重要方面，隨著批評家們批評個性的自覺和個體自主性的確立，批評文體才變得更具個性、更加豐富、開放和更有活力,重新具有了批評主體的生命氣息。在這樣的基礎上，1980年代的批評家們充分吸納來自西方的很多理論、語匯和話語風格，熔鑄成各自獨特的批評文體。我們至今都難以忘懷那些像別林斯基所推崇的那樣“都有自己的文體”的批評家們，像劉再復、謝冕、趙園、王曉明、吳亮······他們的措辭、句法、語感、行文、謀篇布局、運思方式甚至文章的大小標題，均都有著自己標志性的特點與風格。他們都是文學批評的文體家，有的甚至影響了一代或一大批年輕的批評后進（比如謝冕的詩歌批評），形成了獨特的文體潮流與文體現(xiàn)象。1980年代的文學批評，雖然仍以論文為宗，仍然保持有批評文體的現(xiàn)代品格，但當時的很多批評家，都能夠以各具個性的批評實踐，匯入到當時思想解放和文化轉型的巨大洪流中，非常自覺、有效和有力地參與了歷史進程。[4]

1990年代以來，隨著我國市場化和消費社會的來臨，在大眾傳播媒介特別是后來網絡文化的快速發(fā)展和高等學校大規(guī)模擴張的兩大洪流中，批評家的個體自主性不斷被沖擊、裹挾和被消解，文學批評的“媒體化”與“學院化”傾向越來越嚴重，因此還曾招致清醒的批評家們的嚴厲批評，認為1990年代以后的文學批評“不僅喪失了應對社會和時代問題的能力，而且同時喪失了自身的獨立性和批判功能。90年代以來的批評界已日漸墮落為名利場，匱缺的就是最基本的批評品格，而這種批評品格的喪失，才是今天的文學批評界所遭遇的最大危機”。[5]這一發(fā)表于2004年的嚴厲批評雖然忽視了1990年代之初“人文精神大討論”中文學批評所發(fā)揮的重要作用，對于這場討論系由文學批評出發(fā)、文學批評家王曉明等人發(fā)起、且有很多文學批評家參與這樣的特點與狀況，未能給予充分評價，但是在總體上，“喪失了自身的獨立性”和“喪失了應對社會和時代問題的能力”，確實成了“人文精神大討論”之后文學批評的最大問題。[6]

在批評的“媒體化”問題上，由于市場和文化消費的媒體邏輯主導了一些媒體性的文學批評，那些往往發(fā)表于報紙、廣播、電視、互聯(lián)網絡或娛樂性文化雜志等大眾媒體，并且更經常地以“新聞”、“訪談”、“書評”、“述評”及“網絡發(fā)貼”等形式發(fā)表的媒體批評，其批評文體雖然不無鮮活流暢、快捷隨意和生動好讀、直擊現(xiàn)場的文體風格，但是在另一方面，一些不負責任的道聽途說和捕風捉影而制造噱頭、嘩眾取寵的文字也所在多有，加之一些為了制造賣點、迎合受眾、吸引眼球、博取點擊的“炒作”、“酷評”和“惡搞”、“俗惡”語風（最為極端的比如當年的“詩江湖”網絡論壇），媒體批評由于過度遵從市場化和消費性的媒體邏輯、喪失了個體自主性的制約，出現(xiàn)了如上所述的很多病象。

在批評的“學院化”問題上，“學院批評”的形成和它的偏至性發(fā)展，也帶來了很多問題。我們通常所說的“學院批評”，也就是蒂博代所說的“職業(yè)批評”即“教授的批評”，[7]主要是指學院里的專家學者們按照學院體系制訂與要求的學術規(guī)范和學科標準所從事的文學批評。“規(guī)范”性的“論文”，是“學院批評”最主要的文體，也為它所嫻熟運用。“學院批評”在1980年代的開始出現(xiàn)和它在1990年代之初的蓬勃興起，實際上是當時的批評家們“企圖通過使批評回縮到學院講壇，通過確立批評者的‘學者’身份而不是政治身份，來獲得一份非政治內容和非政治空間”，尋求自身“獨立性”的努力。[8]它在當時的興起，無疑有著反抗或逃逸體制的內在企圖，是一種“去體制化”的、具有相當重要的歷史文化意義的批評實踐。但是隨著歷史語境的變化以及“學院批評”自身的偏至性發(fā)展，已經越來越暴露出它的問題。

二十一世紀以來，隨著我國大學教育的蓬勃發(fā)展以及相應的一套學術評價體系的建立，“學院批評”近乎反諷地“再體制化”，置身于另一種新的、對于學院中人來說也許更加切身的“學院體制”中。在這樣的體制中，“學院批評”為了迎合評價體系的要求，“生產”出大量在本質上不僅與批評主體的個體生命體驗、精神疑難和對文學的愛與關切毫無關系，也與社會、思想、文化以至于整個人類的精神與生存毫無關聯(lián)的“八股”性“論文”。這樣的批評，不僅遭到了批評家自身的痛切批判，也被那些真正關心與熱愛文學的讀者所鄙棄。比如丁帆先生便曾指出，在“學院批評”中，“那種匕首投槍的批評作用儼然被毫無價值意義的空洞的純理論的‘學問’所唾棄，那種搬來的大量生吞活剝的西方理論，高舉所謂純學術、純學理、純技術性旗幟的‘局外人’的批評在經院式的學界又大行其道，作為一種職業(yè)化的學問式言說，它對社會文化結構的推進是少有作用的”。[9]而在一家文學雜志“向當代文壇進言”的活動中，一位普通讀者也曾將“學院批評”的主要問題作為“當代文學批評的五大癥候”之一，認為“學院批評”“常給人一種假象：往往以一種貌似高深、玄奧的學理示人，而實則是缺乏真正的批評銳氣和批評風格的學術垃圾。學院式批評的典型弊病在于：搬弄西方學術名詞、話語呆板、枯燥、乏味、行文程式化、規(guī)整化、學究氣濃厚、滿篇堆砌時髦的學術名詞，卻未擊中要害，沒有思想深度、批評沒有銳氣、沒有鮮明的立場、沒有獨到的學術見解、沒有對作品文本的針對性、行文空洞、沉悶。批評的目的不是為批評，也不是為學術，而是為了多交‘物化成果’”，“沒有多大的文學指導意義”。[10]——至此，我國自晚清以來文學批評現(xiàn)代轉型的重要標志即批評文體的以“論文”為宗，終于因為種種原因，通過偏至性的發(fā)展演變，結出了頗多病象的“學院批評”這樣的“病果”，亟需診治、亟需再造。

在我看來，文學批評文體再造的關鍵問題，就是要重新喚醒和確立批評家的個體意識，激發(fā)他們的文體自覺，使他們在認識到“任何偉大的作家都有自己的文體”的同時，也能進一步認識到任何偉大或杰出的批評家，也應該有自己的文體。文學批評家也應該是文體家。中外文學批評史上像我國古代的陸機、劉勰、歐陽修、元好問，近現(xiàn)代以來的梁啟超、王國維、魯迅、周作人、朱光潛、宗白華、李健吾、錢鐘書、李長之，以及像英國的塞繆爾·約翰遜、俄國的別林斯基、法國的圣伯夫、羅蘭·巴特、美國的埃德蒙·威爾遜、特里林、桑塔格、哈羅德·布魯姆等很多杰出的批評家，無不都是文體家，他們的批評史地位，也無不相關于他們批評文體的個體性創(chuàng)造。我們的批評家，也應該有文體抱負。

鑒于目前我國大多數的文學批評家均都供職于學院，從事的都是“學院批評”，屬于“學院批評家”的現(xiàn)實狀況，批評文體的再造很大程度上仍然要依賴于“學院批評家”的文體自覺和“學院批評”的文體再造，作為文學批評現(xiàn)代轉型基本標志的“論文”文體暫時還很難被打破其壟斷地位，因此，“學院批評家”們一方面要充分認識到“學院批評”的種種病象與問題；另一方面，也應該很清醒地認識到，真正杰出的“學院批評”，也并不是千篇一律、毫無個性的學術八股，真正杰出的“學院批評家”，同樣也都是非常杰出的“文體家”。西方國家文學批評的現(xiàn)代轉型無疑要早于我們，“學院批評”也是他們轉型后的重要產物，因此他們對“學院批評”文體問題的批判性反思，自然也要早于我們。比如在1922年，法國的蒂博代就在其關于文學批評的著名演講中系統(tǒng)討論過被他名之為“職業(yè)批評”或“教授批評”的“學院批評”，揭示了它所存在的太多顧慮、太多老生常談和缺乏趣味等“危險”與“局限”。[11]而在此后的美國，那種“文學批評傾向于學術專業(yè)化，成了一種令人起雞皮疙瘩的敘述，批評家與文學讀者脫離了聯(lián)系，最后也與文學本身失去聯(lián)系”，[12]以及“曾經是有人性的批評家”而蛻變?yōu)?ldquo;沒有靈魂的‘文學技術專家’”等“學院批評”中的負面問題，也都有過深切的反思。[13]這些“學院批評”輸出國的先行反思，顯然能夠激發(fā)和啟發(fā)我們反思我們自身的問題。

在中外著名的“學院批評家”中，勒內·韋勒克應該是一位非常突出的典型，我們甚至可以說，韋勒克就是“學院批評”的偉大代表，他是“學院批評”的大師與高峰。而且，沒有誰比韋勒克更加堅定和更有力地強調文學批評的知識屬性與知識目的，他說“批評是概念上的認識，或以這樣的認識為目的。它的終極目的，必然是有關文學的系統(tǒng)知識，是文學理論”，但是在另一方面，他仍然承認“我們的批評家們自然首先是文學批評家。藝術的感覺可以進入文學批評之中；許多批評形式在謀篇布局和行文風格上需要藝術的技巧；想像力在任何知識和科學中都占有一席之地”。[14]因此，他的獨屬于自己個體性的“藝術的感覺”、“謀篇布局和行文風格上”的“藝術的技巧”和“想像力”，便很必然地伴隨、滲透和塑造著他的批評文體——哪怕他的批評，更主要的還是“批評的批評”。我們在韋勒克的寫作中，除了“學院批評”所往往具有的大量資料、史實、演繹和思辨，還經常會讀到謹嚴、莊重、反諷、雄辯、抒情與詩，實際上，他的煌煌兩百多萬言的八卷本批評史巨著《近代文學批評史》就是一部交響曲般渾然一體的雄渾史詩，我想每一個認識讀過的人，都曾有過這樣的感受。最為強調文學批評的知識目的和最具有學院色彩的韋勒克尚且如此，更不用說像薩義德和布魯姆這樣風格強勁、特立獨行的學院批評家了。比如布魯姆，在他的“收山之作”《影響的剖析》中專門總結和反思自己的批評生涯時，甚至徑直指出：“在我的實踐中，文學批評首先是具有文學性的，也就是說是個人化而富有激情的”，[15]所以說，要想成為一個真正杰出的“學院批評家”，也應該做一個具有自己個體性的文體家，用個體性和文學性穿透、突破那些囚禁著批評的“學術八股”——這是必須，也是可能。

當然，批評文體的再造，除了應該比較務實地以論文為宗，在此基礎上進行文體創(chuàng)造、展開自己的文體追求，包括“學院批評家”在內的每一位批評家，還應該根據個體狀況，更加自由地吸納和轉化古今中外批評文體的諸多資源——或更進一步，自創(chuàng)文體——以促進與形成我們文學批評領域中批評文體的多元化景觀，或者像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批評史上王國維于詞話、周作人、宗白華于美文、錢鐘書于詩話與札記、李長之于史傳、李健吾于法朗士印象性隨筆、吳亮于柏拉圖思辨式對話等成功的批評實踐那樣，返本開新，自成一格；或者干脆就像宋人歐陽修，“居士退居汝陰，而集以資閑談”，[16]像他獨創(chuàng)和標舉出《六一詩話》那樣，創(chuàng)造一種新的文體，不僅將批評家們自己，同時也將我們的文學批評提升到一個新的文體境界，如此，則我們的精神、我們的思想與我們的文化，定然也將意味著會有一次新的解放？紛紛揚揚，星空燦爛，我們的批評家們如果都能夠很自由地作為個體、以個體為依據與根基十分自由地突破文體藩籬、克服文體偏至，讓自己的寫作、自己的心靈向世界開放，進行獨特有力的文體再造，那將是一幅多么激動人心的壯麗景觀？在目前的情勢下，面對批評文體令人憂慮的諸般現(xiàn)狀，我知道這很理想主義，這很烏托邦，我們最能夠做、首先該做的，就是各自都回到個體，檢視個體，在種種啟示、種種可能中重新思考自己的批評，清醒扎實地進行自己的文體創(chuàng)造，努力去成為一個——文學批評的文體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