夕陽像個蛋黃，掛在山尖，兩三片火燒云映照得天邊彤彤的，仿佛一群張開翅膀的紅色的大鳥。父親荷鋤從田間歸來，臉紅彤彤的，身后收割后的稻田也鍍上了一層猩紅。我?guī)透赣H打好洗臉水，搬出一張條板凳。父親坐下來，不說話，仿佛在沉思，又仿佛在追憶……

　　20世紀70年代，父親在本村做了6年的民辦老師。當時月薪不到2元，生活條件非常艱苦。后來，父親在清退民辦老師的政策下失去了工作。奶奶忍不住嘆氣，說：“還盼著吃‘皇糧’呢，沒想到你回家當了農(nóng)民。”

　　有一段時間，父親難以接受現(xiàn)實，無精打采。母親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她開導父親：“回來就回來，只要身體好，肯干活兒，就不怕餓肚子!”

　　父親1951年出生，比母親大一歲。1978年，他們兩人走到一起，成為夫妻。自父母結(jié)婚后的第二年起，姐姐、我和妹妹先后出生，在為家里帶來歡樂的同時，也增添了父母的經(jīng)濟負擔。

　　父親有四兄弟，他排行老二，一大家子擠在一棟泥巴房里，夏天漏雨，冬天進風，相當簡陋。分家的時候，父親從家里分得3塊薄地、2畝水田以及5斤大米。奶奶過意不去，堅持要分一頭母豬給他，還準備再借些錢，給他置辦家具。父親不允，說爺爺去世得早，作為哥哥理應顧及還沒成家的弟弟們。

　　我出生那年(1980年)，正值國家改革開放初期。為了有一間過得去的房子，父母省吃儉用，自己做土磚、找材料，幾經(jīng)周折才建了一間單層紅磚青瓦房。對一個剛組建的家庭來說，困難程度可想而知。

　　記憶中，父母從來就沒有讓姐姐、妹妹和我餓過肚子。在我看來，母親的廚藝當屬一流，蒸、煮、燜、炒、燉樣樣拿手，即便是小炒個白菜也讓人胃口大開。那時候，為了節(jié)省糧食，我們家有個不成文的規(guī)定：每次吃飯之前，家中成員無論大小，都要吃兩三個蒸熟的紅薯來填肚子。我們?nèi)齻€小孩兒都不喜歡吃紅薯，所以父母幾乎每餐都凈吃紅薯，把白米飯留給我們吃——即使如此，由于我們正在長身體，胃口出奇的好，家里的米還是不夠吃。母親每每見狀，都會感嘆：“什么時候才能吃飽飯呢?”

　　有那么兩三年，姐姐妹妹對父母心懷不滿，原因很簡單：她們穿不上花裙子。我們穿的粗布衣褲是母親在深更半夜借著煤油燈微弱的光亮，東撿一塊黑布西拆一塊青布，一針一線縫補出來的。面對我的姐姐和妹妹發(fā)的一次次牢騷，父親并不生氣，而是摩挲著她們的小腦袋開玩笑說：“瞧瞧你們穿得多花呀，真是漂亮的‘花姑娘’!”而我當時最大的愿望是買一頂軍帽和一把玩具槍，我多么希望跟村里有錢人家的孩子并肩“戰(zhàn)斗”，當一名“戰(zhàn)士”或者“將軍”啊!父親總說，等過幾天就帶我到鎮(zhèn)上去買，可一天天過去，我的希望一次次變成了失望。有好多次，面對我們的“非分之想”，母親舉起瘦削的手掌要打我們，做做樣子又收回去。我們不知道，在那些天寒地凍的夜晚，母親那雙穿針引線的手已經(jīng)磨出厚繭，也不知道在她哈欠連天時被針尖刺了多少回。

　　父親為了改善家里的狀況，就從最基本的農(nóng)活兒學起。到我上小學的時候，每年暑假正是采收烤煙的季節(jié)，我牽著牛跟在父親后頭，他則背犁扛耙走在前頭帶路，去離家40里路的種煙大村——山背嶺村，幫這里的煙農(nóng)犁煙田。由于父親做事賣力，犁田技術(shù)又好，這兒的煙農(nóng)都搶著找父親幫忙。我們在山背嶺村一呆就是20多天，忙完可以掙兩三千塊錢。父親的雙腳長時間浸泡在施了肥的煙田里，氣溫高時，田里的水像燒開了一樣，煙桿尖兒不時刺傷腳，等收工的時候，父親的雙腳又腫又爛，他連走路都走不了，看得讓我掉眼淚。他卻笑瞇瞇地說：“別擔心，休息兩天就沒事了。”

　　父親勤勞樸實，說一不二。我印象最深的一次，是1996年7月上午的一天，那天太陽炙烤著大地，父親當時正在烤煙田里趕牛犁田。沒過多久天就變了，烏云張牙舞爪，翻滾著蓋過頭頂，一聲悶雷穿過云層，在我們耳邊炸響。我覺得自己的身體仿佛要被炸出一個窟窿，嚇得“哇哇”大哭。我家那頭老水牛也受到驚嚇，昂首對天叫了兩聲之后竟在原地跳起來，似要掙脫牛軛，甩掉父親手中的鐵犁。決了堤似的天空，“嘩啦啦”地下起瓢潑大雨。“吁——!”父親揩了一把飛濺的雨水，伸手撓了撓牛耳，并靠近咕噥了幾句。他的那雙大手仿佛有一股神力，牛漸漸安靜下來。接著，父親走上田埂，將我領到不遠處的一個巖洞里，囑咐我不要亂跑，說等他犁完這塊田就回家。我哭著不依，央求父親馬上帶我回家。父親臉一黑，剜了我一眼，很不高興地說：“人家都說了下午要插秧，你不是不曉得，我們不能因為天打雷下雨就耽誤人家的事情。”說完，他又下到田里去了。雷聲轟隆，大雨如注，父親雙手扶犁的堅毅身影銘刻在了我的記憶里。

　　通過勤學苦干，父親成了干農(nóng)活兒的好手。什么時候春種，什么時候施肥，什么時候鋤草，什么時候殺蟲，父親都安排得妥妥當當。他把土地當成藝術(shù)品來打磨，換來了豐稔的年景，贏得了眾口稱贊，不僅償還了之前家里建房、治病和供我們讀書欠下的兩萬多元債款，還讓我們漸漸告別了缺衣少食的生活。

　　長大成人之后，我時常聽父親說，我們?nèi)齻€相繼出生那幾年是他和母親開啟美好生活的起點。這番話不僅說出了父親對幸福的向往，更表明了他對國家當時實施分田到戶政策的感激。農(nóng)村家庭聯(lián)產(chǎn)承包責任制以及隨之而來的一系列惠農(nóng)政策，給父親提供了一個養(yǎng)家糊口、實現(xiàn)人生價值的機會和保障。

　　2006年1月，國家全面取消農(nóng)業(yè)稅，并出臺扶持農(nóng)民種糧的相關(guān)政策。當時，由于本地礦產(chǎn)資源豐富，不少農(nóng)民禁不住洗腳上岸、拋田棄地去采挖他們向往的“金礦”。這年，父親53歲，他說：“礦再多，也總有挖完的一天，沒有保障。”于是，他挑了一頭毛色鮮亮的水牛，信心滿滿地把本村的5戶人家行將拋荒的10多畝良田承攬下來。插秧、灌溉、施肥、鋤草、殺蟲……父親天天起早貪黑，渾身好像有使不完的勁兒。

　　不久之后，時逢礦業(yè)秩序綜合整治，縣里采取“休克療法”，全面關(guān)停采選企業(yè)，依法依規(guī)整合礦山資源。當初去礦山挖“金礦”的農(nóng)民，不得不回到田間地頭，重新鋤草殺蟲，種植作物。

　　父親今年68歲，患有嚴重的風濕性關(guān)節(jié)炎，走起路來一瘸一拐，面頰變得瘦削，顴骨凸出，上面仿佛涂著一層黑釉。父親老了，我勸他別那么辛勞，好好在家休息，他卻說：“你們工資都不高，孩子還小，我把地里的莊稼伺候好，可以為家里增加一份收入，不給你們添負擔!”

　　可憐天下父母心。父親還是像以前那么忙碌，那么有勁頭，這位曾經(jīng)站在三尺講臺上手握粉筆的“白面書生”，如今以犁耙、鐮刀、鋤頭為筆，以汗水、淚水為墨，辛勤勞作，這樣一年下來也有四五萬元收入，著實為我們減輕了負擔。

　　又逢收割時節(jié)，我約上姐姐和妹妹，帶著小孩兒從城里趕回農(nóng)村，頭戴草帽，卷起褲腿，做父母的幫手。收稻機的轟鳴聲和我們的歡聲笑語回蕩在廣袤的田野中、藍蔚的天空下。稻浪翻滾，那一株株稻穗金黃飽滿，沉甸甸地彎著腰，父親的腰彎得更低，他彎腰的姿勢像是一場深情的告別，一次虔誠的膜拜。

　　國家惠農(nóng)政策越來越好，農(nóng)民的日子越過越紅火，我們家也早已不愁吃不愁穿，過上了小康生活。父親的臉上每天都掛著開心的笑容，他常樂呵呵對我們說：“現(xiàn)在國家政策好，干農(nóng)活兒不僅有田地補貼，還有農(nóng)業(yè)技術(shù)指導，當農(nóng)民的福氣不淺呢!”

　　時間像一個見證人，見證著父親的衰老，也見證著時代的發(fā)展變遷以及我家在改革開放、精準扶貧中欣欣向榮的軌跡。在城市的高樓，在鋼筋水泥的叢林里，我一次次夢見父親在希望的田野，身披蓑衣，雙手扶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