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克，《作品》雜志社社長，中國作家協會主席團委員，中國作協詩歌委員會副主任，中國詩歌學會副會長，北京大學詩歌研究院研究員，廣東外語外貿大學創(chuàng)意寫作中心云山講座教授，出版有《楊克的詩》《有關與無關》《我說出了風的形狀》等11部中文詩集、4部散文隨筆集和1本文集，并出版有6種外語詩集。

 

　　楊克為《中國青年作家報》題詞：花蕾的風鈴搖醒了黎明。李晗/制圖

 

　　楊克喜歡種花草的名聲在外。每每談及楊克種花草的那些事兒，文友們最后一致歸結到心靈和精神上來——楊克是一個非常熱愛生活的人，心態(tài)平和，不激銳，尊重自然規(guī)律。曾經長期有多只野鳥在楊克廣州從化家中的晾衣架上棲息，他也認為是自己“氣場溫和”所致。

　　楊克熱愛種花草的態(tài)度，反映到詩作中，就是日常性、客觀性、精神性的結合。

　　我在一顆石榴里看見我的祖國

　　碩大而飽滿的天地之果

　　它懷抱著親密無間的子民

　　裸露的肌膚護著水晶的心

　　億萬兒女手牽著手

　　在枝頭上酸酸甜甜微笑

　　多汁的秋天啊是臨盆的孕婦

　　我想記住十月的每一扇窗戶

　　(《我在一顆石榴里看見了我的祖國》第一段)

　　這首詩寫于2006年，央視新聞主播李修平、王世林在2008新年新詩會上朗誦過。

　　石榴是楊克侍弄花草中的一種，在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中意蘊多子多福，是個很吉祥的符號。楊克的這首詩，緊緊抓住“石榴”與“祖國”這兩個關鍵詞。

　　石榴很大，我們國家也很大；石榴籽很多，我們中國人口也很多；石榴籽是透明的、親密無間的，因而緊緊抱在一起的各民族兒女的心是水晶一般的；石榴打開來，里面是一瓣一瓣的，以微黃色的果膜分隔，而我們國家地理上也是一個個省份相鄰的；石榴向東一面比較紅，西面比較青澀些，我們國家也是東部發(fā)達，西部欠發(fā)達一些；高原上的女孩，臉蛋被紫外線曬出的“高原紅”，圓圓的，紅暈就像石榴一樣；“石榴的一道裂口”與“龜裂的土地”“手掌的溝壑”，共證了我們國家發(fā)展進程中黎民蒼生的艱辛付出，對底層人民的熱愛，溢于言表。每一句詩，既可以說在指祖國，也可以說是在描述石榴。楊克通過頗具匠心的意象，表達事物間暗含的關聯性，這種比喻上的相關聯性，連接了“家國情懷”的主旨。

　　“雙11”的前一天，我來到楊克先生在廣州番禺的家采訪。出了電梯，只見敞開屋門的入戶廳窗前，一個身影正彎曲著。不用說，肯定是楊克又在侍弄他的花花草草。

　　我敲了兩下門框，那彎曲的身影果然傳來熟悉的聲音：“進來，進來。”楊克直起身來，將雙手在腰間擦了擦，伸出右手匆匆和我握了一下，算是打招呼，然后又躬身將一盆叫唐印的多肉植物，搬去客廳陽臺曬太陽。

　　一個“行走”的詩人

　　有人酸甜，有人麻辣，有人喜原汁原味

　　八大菜系風靡神州，各不遑讓

　　當周游列國，從巴黎到紐約

　　在刀叉下受虐一周的胃

　　所有人的味覺，瞬間全被喚醒

　　炒煮蒸烹的中餐佳肴就是我的祖國

　　(《我的中國》第一段)

　　這首寫祖國的詩篇，是楊克今年8月在廣州英國領事館等待面簽和按手印期間寫出來的。在此之前，上海市作家協會的朋友希望楊克寫一首跟祖國有關的詩，以供10月在上海圖書館舉辦的朗誦會現場用。

　　關于祖國的詩，在楊克看來，13年前(2006年)寫的《我在一顆石榴里看見了我的祖國》，幾乎寫盡了想象與聯想。對于上海朋友給的創(chuàng)作任務，楊克一度認為無法完成。因為以楊克的風格，寫祖國與創(chuàng)作其他詩一樣，不能寫套話、大話，相似的話，要尋找新鮮獨一的角度，要具象而細致，可感可觸摸。

　　“拖延”了一些日子，楊克收到英國利茲大學邀請他9月去參加詩會的函，在廣州英國領事館辦理簽證期間，楊克靈魂深處的記憶突然被喚醒，靈感倏然降臨。

　　靈感來自于“行走”見聞。

　　楊克曾去江蘇無錫參觀過小婁巷。這條百余丈的短巷，歷史上出過1個狀元、11個進士、15個舉人，當代科技文化名人也很多，有王選、錢鐘書等，院士也不少。楊克認為這跟當地的“東林書院”有傳承，由東林書院又想到了《詩經》《楚辭》，想到了屈原、杜甫，張載、辛棄疾、文天祥，再到艾青、聞一多，這些“家國情懷”都是詩歌綿延不絕的精神元素。

　　楊克認為，外國也不乏“家國情懷”的大地之歌，比如惠特曼《我聽見了美洲在歌唱》，萊蒙托夫的《祖國》，聶魯達的《馬楚·比楚高峰》，肖邦也因為《波蘭舞曲》被稱為鋼琴詩人。今年7月，在紀念萊蒙托夫的晚會上，楊克上臺朗讀《我在一顆石榴里看見了我的祖國》，就是為了呼應這位俄羅斯先賢。

　　自1999年起，楊克受邀參加過日本、英國、挪威、芬蘭、哥倫比亞等眾多國家的詩歌交流。每次出國幾天后，楊克最懷念的就是中餐，最親切的就是看到中文聽見鄉(xiāng)音，這讓他找到了《我的中國》這首詩的寫作路徑。

　　再聯想到幾乎所有的中國神話傳說，都是與最高的神這個主宰抗命的，這是中國文化的獨特之處。楊克認為，這首詩既寫民俗習性、中華經典，也應該寫山川，寫土地，寫黎民蒼生，寫慎終追遠，寫自我，寫內心，寫夢囈，寫卑微的生活……浮想聯翩，一一涌來。

　　于是，一篇氣吞萬象、八面貫通、層次分明、秩序井然、縱橫交織、經緯相連的《我的中國》詩作出世了。

　　“很欣慰，同一題材，我竟然寫出兩首不同的詩來。”楊克說。

　　贊嘆之余，我更欽佩他有一個“行走”的大腦。不少文章和詩歌，都是楊克在高鐵、機場或者飛機上，用手機寫的。楊克也很欣賞那些去哪里都帶著筆記本和筆、隨時記下幾句的人，但他走到哪里有了靈感，就直接在手機備忘錄上創(chuàng)作、修改。

　　楊克說，每到一個城市，都喜歡逛商場。“很多文人會喜歡逛書店，但是我跟大多數人不一樣，會更喜歡關注那個城市。因為我寫作的很多素材都來自于日常生活，都是日常生活中的一種發(fā)現或者見識。我覺得，這個城市的書店跟那個城市的書店，其實差別不大。但是商場恰恰是代表了這個城市跟另一個城市生活品質的不同，而且每個國家、每個時代都是不同的。正如我十幾年前去越南逛商場，我就覺得他們的商場跟中國上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差不多，這樣我就可以看出一個國家人民生活的大致水準，生活的某種變化。再者說，走在商場里，看到一些好東西，并不表示我要買下它們，光看著也覺得挺舒服。比如去美國，我也會花兩三個小時去逛奢侈品大賣場。”楊克說。

　　《在商品中散步》《天河城廣場》《在東莞遇見一小塊稻田》《生命的軌跡》《洋山港》《晨過石蠔村兼懷杜甫》《人的一生總有某個時刻像喪家之犬》等詩歌，都是楊克“行走”出來的，都是從小處著筆，體現出他的一種底層關懷意識。楊克認為“民間是詩人的精神立場和寫作的出發(fā)點，是詩歌的在場”“很多年生活底層的經歷，奠定了我的詩追尋存在意義的基調”。民間的立場，其實也正是楊克“靈魂觀察”的立場。

　　作為有意味的追求，楊克寫了不少先鋒語言實驗和意象繽紛的詩作。他的詩歌具有另一種超越性，這種超越性在于不管寫作對象是老百姓熟悉的，還是不熟悉的，楊克對環(huán)境或空間有著敏銳的認識，社會變化在他的詩歌里有鮮明強烈的反映，他敢于面對現實，承認社會生活中的矛盾與危機，乃至用叛逆者的眼光，對某些現象提出懷疑。懷疑之余，楊克并不停留在矛盾、徘徊、苦惱中，而是以細膩生花之筆，大膽地探求光明，讓人們看到生活的希望與美好。

　　“我想說寫作是個人化的，但既要表達個人感受，也要表達這個時代，表達這個公共空間。”從上世紀80年代到今天，楊克的寫作始終有一條主線，就是跟中國和這片土地有密切的關系，他的寫作不是公共合唱，而是個人發(fā)聲。楊克并不排斥外部公共空間，他坦陳自己表達的是心靈，既有詩人的獨特感受，也要找到與人心相通的那個柔軟的心靈，但這心靈也是外部空間的一種折射和反映。雖然是個人發(fā)聲，但關注外部的世界，當然也關注我們的內心世界和我們的精神和靈魂。這一點，與馬爾克斯(代表作《百年孤獨》)的“空間敘事”寫作不謀而合。

　　一個面向未來的詩人

　　“創(chuàng)新”是個永不過時的流行詞。楊克說文學觀念也要有創(chuàng)新，跟文學有關的新的事物我們更要接納，因為這關乎文學的審美。

　　一個詩人不要因為寫詩就只讀詩。這樣讀書，營養(yǎng)非常單一，應該看雜書。包括中國古代的建筑、民居，有關戰(zhàn)爭的，哲學的，還有民俗的剪紙、菜式，等等，楊克認為都應該有所閱讀。“有一次看微信，一個小學生說《西游記》的確是吳承恩寫的。因為吳承恩是江蘇淮安人，無論孫悟空取經走到哪里，小說里寫的菜基本上都是淮安菜。我認為這個小學生的閱讀角度就很好，通過淮安菜來求證《西游記》作者，這就是文學閱讀的一種創(chuàng)新。”楊克說。

　　在文藝發(fā)展史上，歷來存在著綜合與創(chuàng)新，中國傳統(tǒng)，作文必尊《詩經》先秦兩漢唐宋八大家，寫詩詞則宗唐或宗宋。而另一種審美，則強調創(chuàng)新。南北朝時的劉勰就曾大力倡導“憑情以會通，負氣以適變”“變則其久，通則不乏”(《文心雕龍·通變》)，就是要作者根據自己的“情”和“氣”，不拘于前人，采取通變而有創(chuàng)新，創(chuàng)新才能產生好作品。

　　楊克認為：“談及中國的詩歌，不能只有現實主義或者現代主義一個標準，既要和中國古典文學有某種呼應，也要有一種開放心態(tài)去吸納當代世界文明的精華，包括從《荷馬史詩》到西方現代主義后現代的作品，都應該成為當今寫作的一個視野和標桿。”五四以來的新詩，至今令人詬病的一種文體，叫“翻譯體”，“我覺得這也要辯證地看，除了讀起來別扭的弊病，其實它們也豐富了漢語表達的另一面。寫作首先要回歸純正的漢語，也要適當地吸收一些翻譯體，使現代漢語更豐富。”

　　其實現代漢語的很多詞語已經不是中國古代漢語詞語，它是日本人先用漢字翻譯了西方現代詞語，后來由魯迅那代最早留學日本的文化人帶回中國，形成了很多漢語新詞語，包括人們經常使用的“愛情”，都是古漢語里沒有的。所以楊克認為翻譯體，也有部分合理性。

　　對于近年來興起的網絡文學，楊克認為“網絡文學將‘想象力’發(fā)揮得很好，想象力是文學的一個十分重要的元素。傳統(tǒng)文學既需要關懷現實，也要跟網絡文學學習‘想象力’。”影響中國人幾千年價值觀的，不僅僅是精英文化，還有很多民間、民俗文化，比如仙俠、玄學、傳說、傳奇，網絡文學就運用了“三俠五義”、“民間故事”等表現形式，尤其是經過商業(yè)操作后擴大了傳播。楊克說：“網絡作家也要思考一個問題，就是怎樣將‘快餐式’文化做成經典，要注重表達人文精神價值觀。”

　　文學的希望在年輕人身上

　　唐詩宋詞無論在中國還是世界，都堪稱文學經典。這些經典之所以流傳至今，就是它們具有文學美、韻律美、音樂美，經宮廷、民間、市井朗誦、傳唱、轉抄，漸漸就廣泛傳播并流傳下來。

　　楊克也希望中國未來的詩歌，在語言上要更加注重音樂性，或者是語言的聲調、語調、語氣和語感。“我認為這是新詩一百年來的不足，當然這也是翻譯帶來的問題。”

　　楊克認為一個詩人的寫作，就像剪刀要有兩翼，一翼是得到批評家、教授、學者和同行等專業(yè)人士的認可；另一翼是語言表達的多元化，用詞的具體化，傳達了人的普遍情感，中外讀者都可以代入或者置換，外國漢學家比較容易翻譯成另一種語言。也許，這也是他多次被國外邀請參加詩歌活動交流的原因。

　　楊克參加過一些國際詩會，包括說英語的詩人，覺得他們的詩歌里有很強的節(jié)奏感，他們是拼音文字，注重輕重音。比如英國年輕一代的詩歌，能夠表演，因為他們有莎士比亞戲劇的傳統(tǒng)，這樣的詩歌表演有的還有冠名贊助。從這點來說，楊克談及他的以及其他詩人的作品，不僅應該接受在微博、微信、公眾號上這些新媒介傳播，未來也要在音樂感上多下功夫，爭取將更多詩歌搬上舞臺，或者圖書館、影劇院，還要有在廣場甚至百貨商場大廳表演的勇氣和水平，“本來，最早的詩歌就是行吟或者傳唱的，我只是希望再做一個回歸的工作。”

　　文學的普及工作是作家的義務，是人生的一個部分。作為國內有影響力的純文學刊物《作品》期刊社社長，他一直以來不遺余力地為青年寫作者提供平臺甚至開辟專欄，難怪有人說“純文學刊物中，《作品》發(fā)布90后文章是最多的。”楊克透露，2020年，《作品》將開設高校欄目，每期都發(fā)大學生、碩士生、博士生的小說、散文和詩歌。每一篇都要求有老師寫推薦語，年底還要進行評獎。

　　楊克覺得90后乃至00后這一代年輕人，比之前輩作家，他們的視野更開闊，外語非常好，對世界文學的了解更充分，年輕人應該發(fā)揮這個優(yōu)勢。其二，寫作除了表達個性進行文本實驗，一個作家應該立足中國的現實，關心國家的進程。如今中國經濟世界第二，這對中國作家國際地位的提升是有幫助的，世界更關注中國，更關注中國的變化和發(fā)展，更關注中國發(fā)生的事情，那么也更關注中國的文學。楊克說：“我相信，青年一代中肯定會有出類拔萃的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