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底，由陜西籍作家陳彥小說改編的同名電視劇《裝臺》，在央視一套贏得收視和口碑雙贏，自己替別人裝臺，別人給自己裝臺，人們相互搭臺，共同成就舞臺……一時間， “我們都是裝臺人”成了共同的心聲。

　　從“西京三部曲”——《遲開的玫瑰》《大樹西遷》《西京故事》，到舞臺系列的長篇小說《西京故事》《裝臺》《主角》《喜劇》；從戲劇、電視劇、歌詞、散文到小說創(chuàng)作，陳彥獲獎無數(shù)：全國“五個一工程”獎、茅盾文學獎、曹禺戲劇文學獎、飛天獎……他同時也時刻保持清醒：獎項只是創(chuàng)作的副產(chǎn)品，文學藝術(shù)不能奔著獲獎去創(chuàng)作，急功近利是創(chuàng)作的大忌。

　　在陳彥的作品中，能清晰地聞到一股濃濃的生命煙火氣息。他一直堅持從生活中汲取靈感，寫底層生命狀態(tài)、點亮普通人物身上的價值光芒。

　　對于筆下的那些人、那些事、那些情，他爛熟于心。“寫熟悉的東西比什么都重要!寫不熟悉的東西，總會掙掙巴巴的，這時難免會用一些‘技巧’來彌補生活的不足。”陳彥說。

　　幾乎是在《裝臺》熱播的同時，他的最新力作——“舞臺三部曲”第三部的《喜劇》已由《人民文學》和《當代》雜志前后發(fā)表，作家出版社推出。

　　近日，記者就“生活與創(chuàng)作”這個話題對陳彥進行了采訪。

　　山里的幸福，是擠在電影銀幕后反著看也很美

　　從商洛鎮(zhèn)安、到省城西安，再到首都北京，陳彥的工作單位、職務一直在變，“我這一生都在不停地換地方，唯有創(chuàng)作，是一直堅守的陣地。”

　　秦嶺南麓，有一座名叫鎮(zhèn)安的美麗小城，峰巒疊翠，山清水秀。

　　那是陳彥夢開始的地方。

　　1963年，他于此地出生，父親是公社干部，母親是人民教師。

　　小時候留存至今的記憶，基本就是在大山里穿梭的日子。由于父親每隔幾年就要換工作地點，孩提時代的陳彥就跟著父親搬來搬去。

　　鎮(zhèn)安曾是個閉塞之地。過去，遇到雨雪天，早上六點乘車從縣城出發(fā)，可能半夜才到西安，這樣的交通條件注定了“山里人”生活的艱辛。

　　父親和雇來幫著搬家的村民輪流牽著陳彥，攜一程、背一程、“架馬夾”馱一程，陳彥就是這樣記憶著大山的風景、記憶著厚道的山民，并在他們的背上安然入睡。

　　質(zhì)樸、憨厚、少言，是山里人留給陳彥最深的記憶。

　　后來，上學時“勤工儉學”，在生產(chǎn)隊里一住就是幾周，吃大鍋飯、睡大通鋪，割麥子、點洋芋……他也都干過。在山里最幸福的生活，就是結(jié)伴趕幾十里地看一場電影，即使擠在銀幕后面反著看也很美。為看縣劇團的戲，他和小伙伴們攆了三個場子，冬天還掉到河里了，一只棉鞋再沒撈上來，但依然感到很滿足、很幸福。

　　一個作家會寫什么樣的內(nèi)容，一定與他的生活有關(guān)聯(lián)。童年記憶對陳彥的影響巨大。對山里人的感情，對電影和戲劇的記憶，讓陳彥一直努力在創(chuàng)作中聚焦他們。

　　“我本身就是山里人啊!”陳彥說。

　　時代的前行，讓很多人自然而然地投入了創(chuàng)作的懷抱。改革開放后，創(chuàng)作成了鎮(zhèn)安年輕人的時尚，幾乎每個青年都有一個文學夢。陳彥也成為追夢人的一員，17歲發(fā)表了第一個短篇小說，隨后又在《陜西日報》文藝副刊發(fā)了散文，激動得一天到街上轉(zhuǎn)三圈，看別人都是啥反應。

　　除了創(chuàng)作，他還從未有過其他的職業(yè)規(guī)劃，父母對他的決定特別支持。“在那個‘全民經(jīng)商’還沒到來的時代，山里人對功利性的商品觀念還是抵制的。當你在讀書、學習，父母就認為這是在做正事。做正事就該支持。”陳彥說。

　　陳彥的閱讀習慣，也是在鎮(zhèn)安養(yǎng)成的。他從少兒時代起，就迷上了閱讀，印象中看的第一本比較“大”的書是《高玉寶》，那時才十歲左右。投身文學創(chuàng)作后，他讀得越來越“瘋狂”，莎士比亞、托爾斯泰、屠格涅夫、巴爾扎克、雨果……閱讀量非常大。在縣城工作時，他所在宿舍床上靠墻位置摞著半人高的書，人睡一半，書睡一半。讀每一本，上面都標滿了不認識字的拼音，還有“眉批”。

　　“寫戲就只讀劇本，寫小說就只讀文學，可能與想發(fā)財就去讀《發(fā)家指南》，想炒股就去讀《天下股神》，想應聘就去讀《老板您好》的效果差不多。如果閱讀只是想找到一種解答和對應，要求立竿見影，這是很危險的。”陳彥說，“閱讀是尋求營養(yǎng)，興趣越寬泛越好。”

　　“開疆拓土”地閱讀是陳彥創(chuàng)作的基石之一。

　　任何生活都有意義，就看作家如何“感光”

　　陳彥與戲劇結(jié)緣，則是出于一個偶然的機會。

　　當時陜西省教育廳和文化廳要組織“學校劇”評獎，縣文化局領(lǐng)導讓陳彥寫個戲去“搪差”，他就寫了一個九幕話劇《她在他們中間》，講的是一個年輕漂亮的女教師和一群中學生之間的故事。讓陳彥驚喜的是，五個月后，話劇獲得全省評比二等獎。

　　這給了他巨大的激勵，他一頭扎進了戲劇的海洋中，22歲那年，一口氣連寫了四個劇本，并且都獲得排演機會，一下引起了有關(guān)領(lǐng)導的重視。

　　在25歲這個無限美好的年紀，陳彥被調(diào)入省城，成為陜西省戲曲研究院專業(yè)編劇，一做就是七年。

　　三十出頭的那幾年，陳彥特別“高產(chǎn)”。舞臺劇之外，他涉足電視劇創(chuàng)作，32集電視劇《大樹小樹》獲得了“飛天獎”。此外，他還為幾十部影視作品創(chuàng)作了主題歌，還有大量晚會歌詞，甚至出過近200首歌詞的專輯《陳彥詞作選》。

　　“寫影視主題歌詞，要把幾十集劇本看完后提煉出主題來，挺麻煩的。但寫歌詞顯著提升了作品‘魂靈’部分的概括能力，這對戲曲創(chuàng)作是很好的歷練。一部2個多小時的戲曲作品，一般有300句左右的唱詞量，而唱詞是戲曲劇本的‘臉面’，得講究。作品的深度、寬度、文學性都在里面。”陳彥說。

　　32歲那年，已是“獲獎專業(yè)戶”的他，遇上了新“煩惱”——院里面準備提拔一位年輕團長，正處職。

　　他在猶豫。在他看來，那是最好的創(chuàng)作年齡；約稿的機會很多，影視劇本、歌詞等稿酬那時也十分可觀；工作比較自由，時間完全可以自己支配；而且當時他認為“做團長是一件很麻煩的事情”，主要怕耽誤了創(chuàng)作。但領(lǐng)導還是希望他當，幾個副院長也做工作，他就當了青年團團長。

　　這是一副很重的擔子，為此他不得不推了很多活兒，一部幾十集的電視劇只寫了一半就撂下了，從個人收入上講應該說損失很大。“上百人的攤子，你一天不操心十個小時以上是干不好的。何況青年團是戲曲研究院的名團，得出人、出戲、多演出。”陳彥當了四年半的團長，又當了三年多管創(chuàng)作的副院長，再當了十年院長。這期間，他為單位義務創(chuàng)作了《遲開的玫瑰》《大樹西遷》《西京故事》等舞臺劇代表作。

　　那十幾年，他基本上是早晨六七點進單位，晚上演出結(jié)束到后臺看看大家，與相關(guān)人員說說第二天的事再離開。精力投入很大，當然，學到的東西也很多，后來都作用于戲劇與小說創(chuàng)作了。

　　陳彥說：“其實創(chuàng)作與公職之間也不完全矛盾，如果我沒有參與到一些具體的公職生涯里去，寫作也許會缺少很多維度。我老對一些青年創(chuàng)作朋友講，別太把創(chuàng)作搞成專職，那樣路會越走越窄，該干嘛干嘛，永遠抖動著那根創(chuàng)作的神經(jīng)就行。任何生活都是有意義的，就像相機里的感光元件那樣，作家要學會‘感光’——緊緊抓住自己所生活的土地上的那些特別場域的豐富體悟，成就你不同于他人的獨到表達。作家需要孤獨，但不可閉門孤守，不可圈子化，幾個人老津津有味地說那點事兒，麻煩就大了，視野、思維窄化、固化、僵化而不自知。”

　　生活，是陳彥創(chuàng)作的另一大基石。

　　要兼顧管理與創(chuàng)作，陳彥有著自己的獨門時間管理秘訣——不應酬。他說：“陜西人熱情好客，一進酒場，沒有三四個小時出不來。只要愛好這個，幾乎天天都有‘場’，沒有自己也可以約嘛!熱情是熱情了，‘好客’的圈子越來越大，耗的時間就越來越多。時間這東西，哪敢細算哪，三四個小時你想要干多少事?”

　　在西安的30年，陳彥的閱讀習慣也在逐步“升級”。當副院長和院長的十三年，無論嚴寒酷暑，他總會一邊晨練一邊背書，日復一日?！墩撜Z》《大學》《中庸》《孟子》……十幾年他堅持背誦了十幾萬字，是與古人心境在溝通，更是在補傳統(tǒng)文化這一課。這是笨功夫，卻也是最寶貴的硬功夫。

　　文學藝術(shù)應當給普通人希望，首要目標是“真”

　　商品經(jīng)濟時代，很多人需要看得見的利益，但創(chuàng)作很難和利益直接掛鉤，無法“刀下見菜”。因此，鎮(zhèn)安昔日出現(xiàn)的青年作家群體中，很多人寫著寫著就轉(zhuǎn)行了，陳彥成為堅持至今為數(shù)不多的幾個人。這需要定力，需要堅持。

　　從寫小說、散文，到編劇，再回歸寫小說，這是機緣、是愛好，更是一種堅持——寫出時代的困頓、挫折與光亮，陳彥說：“我們得給人生煨起一堆向天的火焰。”作家應該給人以希望，尤其是要給普通人以溫情、溫暖與希望。如果世界沒有希望，人還怎么活下去?“寫作有千萬種理由，這是我個人堅持寫作的意義。”

　　陳彥認為，作品的“真”是至關(guān)重要的。如果把“真”剝離，那“善”也成了“偽善”、“美”也成了“偽美”。藝術(shù)之“真”，當是作家努力追求的境界。“說我擅長寫小人物，也是因為熟悉他們，努力想去追求‘真’的層面。”

　　為了寫交通大學西遷的舞臺劇《大樹西遷》，陳彥在西安交大住了四個半月，又在上海住了35天。上海的夜無比迷人，他卻愛上了外灘的“靜”：從徐家匯步行到外灘，那時外灘還不像現(xiàn)在這么繁華，他靜靜地品味與思考，一邊是歷史，一邊是即將拔地而起的未來。

　　其間，他采訪錄音搞了幾十盤，還做了很多筆記，就是找不到下筆的感覺。到處都是宏大敘事。西遷本身也是宏大敘事。他絞盡腦汁，最后只能從一家四代的普通西遷教師入手，努力去折射那部史詩的宏闊意象，“我只觸摸到了我所能認識到的那份‘真’”。

　　“關(guān)注大時代背景下小人物的命運，是一個世界性的文藝創(chuàng)作話題。從中國改革開放的成就看，整個社會的基礎(chǔ)建設，也是最普通的勞動者創(chuàng)造的。但他們的光和熱被遮蔽太多，值得全社會去深切關(guān)注。與此同時，我自己也是一個打拼者、奮斗者，從中國最基層開始，和這些人物打了幾十年的交道，對他們特別熟悉。”陳彥說。

　　曾經(jīng)，陳彥辦公室窗戶下就是舞臺的后臺口，裝臺工的生活景象擊中了陳彥的內(nèi)心，同時他自己也經(jīng)常參與裝臺、拆臺。“但凡遇見緊急情況，或外出演出，我都參與過裝臺、拆臺的活兒，集體干著有勁。演出完大家都很累，領(lǐng)導帶點頭，會讓大家覺得大家庭挺溫暖。”他與裝臺工混搭在一起過，寫起來自然就得心應手許多。

　　刁順子們都是非常豐富的生命個體，只有深入到內(nèi)里，才能看到他們的生命肌理。

　　在塑造人物的過程中，陳彥對每一道環(huán)節(jié)都細致入微。比如角色的名字，特別是那些有著鮮明特色的角色，“作家取名都是有想法的。比如刁順子，這本身就是一個很辯證的名字，他勤勞、善良、厚道，有時也有些狡黠，甚至‘雞賊’，小人物得有他自己的生存智慧，有他的處世之道。”他說，“有時也會隨便取些名字，比如小說里的周桂榮，就是為了寫她極其普通和平凡，就把最平庸的名字給了她，為了表現(xiàn)她的大眾性。”

　　而刁順子女兒刁菊花，小說在塑造過程中，陳彥說他“下手較狠”，而電視劇做了“軟化”處理，得適應大眾審美心理，那是完全必要的。他之所以“狠”，是因為他覺得一些普通勞動者的尊嚴受到了巨大挑戰(zhàn)，甚至包括他們的兒女，已經(jīng)從身到心，遠離“既沒本事也沒錢、還靠肩扛背馱過活”的父母而去了。

　　寫《喜劇》最快樂時，摔在沙發(fā)上笑到淚水奔涌

　　鎮(zhèn)安的25年，西安的30年，陳彥的身上留下了深深的陜西文化烙印。

　　其中，比較突出的一個體現(xiàn)就是陳彥作品中十分注重陜西方言的運用。“盡管方言寫作會造成一定的閱讀障礙，但方言寫起來確實很暢美?！端疂G傳》中，那些民間方言就很有意思，越揣摩越有味道。仔細分析會發(fā)現(xiàn)，方言表述會更準確，更有力量，也可能更有生命活性。”陳彥以陜西人邀請別人吃飯舉例，普通話“咱們晚上一起聚一聚好嗎”，關(guān)中話就是“黑里咥走 ”，這種“潔快”瞬間就能體現(xiàn)出地域人物性情。

　　“我們現(xiàn)在都在用的語言，‘大路貨’太多了。我喜歡用方言寫作，這也應該是作家對地域文化保護的一種探索。當然不能過于生僻，得從字面上找到辨識度。”陳彥說。

　　2019年，陳彥離開居住半生的陜西，來到北京中國戲劇家協(xié)會工作。除了家人在身邊，他在北京的親戚朋友并不多，生活也更加簡單，一年到頭基本就是家里單位兩點一線，再就是看戲，這是工作的一部分，現(xiàn)在疫情期間，戲也少了，其余絕少應酬。讀書寫作仍是他工作之余的常態(tài)。

　　陳彥的生活習慣多年來很少變化：喜歡在身邊放些干果，寫作時“當煙抽”，一天能吃三四把；每天堅持一個小時左右晨跑或夜跑，一小時跑六七公里；心亂之時鋪開宣紙，練練書法，以臨帖為主，能讓自己靜下來。

　　談及新創(chuàng)作的長篇小說《喜劇》，陳彥透露，是描寫舞臺上演小丑的父子三人，以及由他們散枝開葉所帶出來的百十號人的演藝、生存故事。“《喜劇》和《裝臺》《主角》是相關(guān)聯(lián)的寫作，但都獨立成篇，其內(nèi)在算是舞臺藝術(shù)創(chuàng)作的姊妹篇吧。”

　　相對于《裝臺》營生總系于一業(yè)、《主角》眾生皆備于一人，《喜劇》則是蒼生終執(zhí)于一念。它把“角”和“臺”置于“劇”，將劇場劇情劇中人放還于鄉(xiāng)野，演出的是美丑悲喜對照轉(zhuǎn)換的民間大戲，裝載量更大。

　　由此，“舞臺三部曲”長篇系列成型。

　　采訪的最后，陳彥回顧了創(chuàng)作生涯最艱難和最快樂的時刻。“我寫的基本上都是自己熟悉的東西，相對艱難的是《大樹西遷》。起初，讓我創(chuàng)作這部劇的張邁曾先生，希望制作長篇電視劇。但我因為不熟悉，和自己的生活有距離，啃了上百萬字資料，記了好幾本筆記，最后只寫了2萬多字。”他說，“最快樂的時刻，常會有，比如寫《喜劇》的過程中，有些地方笑到自己淚水奔涌，甚至站起來把自己摔到沙發(fā)上，縱情大笑。”

　　對于年輕作家，他也給予了關(guān)于“生活與創(chuàng)作”的建議。“一部優(yōu)秀的作品，應該具備真實的藝術(shù)異質(zhì)創(chuàng)造、飽滿的人物形象和引人入勝的故事張力這三大基礎(chǔ)，當然，肯定是有思想要闡發(fā)。不想說個啥，你費那神講那故事干啥?對于年輕作家而言，需要向兩個方向去努力：閱讀上開疆拓土，盡量寬泛地讀；生活上細嚼慢咽，那就是琢磨好自己最熟悉的腳下的方寸之地。”

　　“技巧永遠是第二位的?；蛟S也有例外，有些人能通過想象力去彌補。但我不是。”陳彥說，“我就是一個特別依靠生活的作家，其實生活中間就充滿了奇思妙想與意識恣肆汪洋無盡的謀篇布局與結(jié)構(gò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