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中南傳媒”強國號 時間 : 2023-0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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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水運憲的長篇小說《戴花》(湖南文藝出版社2022年10月出版),幾度眼也飛揚心也飛揚,又幾度眼也潮濕心也潮濕,深切感動于這部向光、暖心、動情的優(yōu)秀作品。
從小說主題來看,《戴花》秉持現實主義文學的審美價值取向,立足價值引領的正能性、審美能指的多重性、閱讀接受的生動性的三位一體,緊扣當下社會生活砥礪前行搏擊進取的現實律動,以歷史視閾、社會角度、個人生命體驗的錯綜交織,以正德大義的莊重言說與雅俗共賞的生動表達的有機結合,以故事的豐富思想蘊含、事件場景的鮮活形狀與色彩、人物形象明亮的人格光束和接地氣有活力的鮮明個性、兼具強烈情感認同感染性與共情力的語言表達的互融互襯,通過一個普通工人竭盡一生全力以赴爭當勞模的故事文本,書寫了一曲中國機械工業(yè)不斷走向強盛的時代壯歌。
小說聚焦某高校機械制造專業(yè)的一批大學生分配到德華電機制造總廠參加工作的歷史事件,多視角、多維度、多樣態(tài)地描繪再現了1960、1970年代作為共和國主人的基層普通工人,任勞任怨干工作、爭先恐后當勞模、孜孜以求鉆研技術革新的曲折歷程,從中國電機制造工業(yè)技術革新的一個側面,鉤沉出中華民族在困厄中破舊立新、求變圖強、砥礪拼搏的歷史發(fā)展邏輯,進而構建起一個兼具廣度、力度和深度的宏大主題。“戴花要戴大紅花,騎馬要騎千里馬,唱歌要唱躍進歌,聽話要聽黨的話”,作為主人公莫正強最喜愛的這首歌,既是一個時代的精神表征,又是人性尊嚴的光榮歸屬。由此,《戴花》將潛藏在故事情節(jié)和人物性格中的中華民族“英雄情結”的歷史基因、文化血統(tǒng)和蓬勃向上“精氣神”生動可信的呈現出來,深刻揭示反映了中國工業(yè)強勁發(fā)展的合理性與必然性,使其在社會生活舞臺上和人心人性世界里以“明明德”引領風尚,充分敞開了一部現實主義力作的獨特史詩性價值與意義。
小說的敘事策略亦堪稱別具匠心?!洞骰ā窐嫿ㄆ鸬氖且环N由一條主線勾連起多條副線的擰繩式框架結構。敘述主線始終沿著“我”(楊哲民)和師傅莫正強之間的工作、生活、以及師徒關系的敘述路向,具實嚴謹地順序推進莫師傅孜孜以求爭當勞模的故事講述;而包括“我”和同學們的友情、“我”和姜紅梅的愛情、同學們之間發(fā)生的各種事件、吳啟軍和他的師傅段一村的師徒關系、師傅莫正強的家庭生活、以及師傅與許多人的或交好或糾結或誤解或抵觸的復雜關系等多條敘述副線,則沿著花開數朵、各表一枝的軌跡,以或順序、或倒敘、或插敘、或碎片拼貼的方式向前鋪衍。這種多線索多角度多層次多樣性此起彼伏的交叉描寫,始終緊扣各種矛盾沖突、緊貼人性內在肌理有條不紊地展開,既強化了小說文本雜樹生花起伏跌宕的故事性,又敞開了前有伏筆、后有照應的可讀性和感染力。情節(jié)的推進并不過多依靠翻天覆地大起大落的陡轉,卻以生活、生產、愛情等日常細節(jié)的細膩刻畫,成功搭建起一條物質性的“敘事本文”與內在精神性的“心理本文”交相輝映的閱讀渠道,有效觸發(fā)了讀者因真實生動而可親可信而心生敬意的同頻共情。事件和場景的描述具有鮮明的畫面感,人物對話既能指著鮮明的時代特色,又洋溢著鮮活的日常生活氣息,亦寫照著樸素遒勁外簡內豐的古典神韻,彰顯出較大的影視劇改編價值。
從人物形象塑造來看,《戴花》為中國當代文學人物畫廊增添了一種新形象類型,即“普通工人勞?!薄P轮袊⒑笫吣觊g的當代文壇雖時有一些謳歌勞模業(yè)績的文學作品問世,但大多數限定在農村題材范疇。改革開放以降,工業(yè)題材曾掀起過以《喬廠長上任記》《沉重的翅膀》等優(yōu)秀作品為代表的創(chuàng)作熱潮,然而這些小說中的主人公形象,如喬光樸、石敢、鄭子云、陳詠明等人,卻都屬于銳意改革進取的工業(yè)界領軍人物,而《戴花》則以諸多具實性的事件和生動鮮活的畫面以及真實感人的細節(jié),描述再現了一個普通翻砂工人莫正強心心念念爭當勞模的生命歷程。為新中國文學人物畫廊增添了一個普通工人的勞模譜系。
小說對莫正強形象的塑造,不是按照對英雄人物進行高度提純的已成慣例類型化模板展開的,而是緊扣作為一個普通工人的莫師傅傾盡全力孜孜以求“當勞?!钡膱?zhí)著心念和執(zhí)拗性格,以扁平性和立體性互融互襯的手法,既多角度多側面地寫出了其心底純粹敦厚善良真誠待人的優(yōu)良品性,亦不回避其時而顯露出的一些小賣弄、小表演、小狡黠甚至小虛偽等缺點。一方面,為當勞模,身為車間主任處處身先士卒的莫師傅以工廠為家以車間為家,以誠相待車間工友和徒弟,搶干一切重活兒、累活兒、臟活兒,雖一連幾年與勞模榮譽擦肩而過,仍然不氣餒不泄勁,一如既往地埋頭苦干,每逢節(jié)假日就主動申請加班值班,不辭辛苦不計報酬,拼出了一身病也毫無怨言,直到最后倒在車間的“沖天爐”前,以“點、點火”的嘶啞吼叫定格了生命的最后一刻;另一方面,為當勞模,莫師傅也時常鬧出一些高調擺姿態(tài)、故意作秀的可笑又可愛的小把戲,如為引起廠領導和其他車間工友對他連早飯都顧不得吃就到車間來干活之事的關注,他故意讓自己妻子連續(xù)幾天都大張旗鼓地到車間來送早飯,還邊走邊大聲埋怨“這個死東西清早就往車間跑,早飯也不吃”。為增彩自己的良好形象,他想營造家庭和睦的氛圍,而妻子恰恰正在和他鬧矛盾甚至叫嚷要離婚,他就軟硬兼施動員我去當說客,力勸師母別在評勞模的關鍵時刻“掉鏈子”。他甚至還做過一件偷錢的錯事:當市里已通過他的申報材料要派出驗收組來車間和家里考察時,廠領導讓莫師傅買一點兒好茶接待驗收組,他四處借錢未果急得團團轉,轉到工友宿舍時竟神鬼差使地偷拿了一位工友的十元錢(先是悄悄地送還了五元,后又借錢送回去五元)。按理說這事兒誰都不知道,而且還已全部送還,可莫師傅卻始終過不去這道心坎,覺得自己做了一件丟人丟臉的丑事。于是在驗收會即將結束、驗收組負責人宣布“莫正強同志已正式確定為我們全市的勞動模范”時,莫師傅卻突然坦白了自己昨天曾偷過錢這件事,并聲明自己沒臉要這個勞模稱號,致使即將到手的勞模殊榮再次泡湯。廠里從領導到工友再到徒弟們都埋怨他太實在、對自己太苛刻,莫師傅卻說,他要爭當的勞模必須是干干凈凈的,不當眾說出自己這件丑事心里不踏實。盡管莫師傅直到生命終結也沒當上勞模(小說結尾處提示,莫師傅被追授為全市勞動模范),但其不忘初心敬業(yè)愛崗的人格華彩卻是那般的灼目閃亮。
正是這種具有鮮明現實指向性與寫真紀實意義的描寫和刻畫,始終契合著人情、人心、人性的內在肌理,濾掉了一切粗簡的直白和浮夸的修飾,剔除了影響文學性的所有泥沙,既真實可信又很接地氣,使讀者深切感受到德華電機廠這片文學“風景”中的靈魂躍動與人性交響,標識出作者塑造人物手法的多樣性和純粹白描手法背后的深厚文學功力。
作者對人物塑造欲揚先抑手法的嫻熟運用,撐開了小說引人入勝的藝術張力?!洞骰ā访髅魇菍δ獛煾岛鸵阅獛煾禐榇淼钠胀üと巳后w的謳歌與贊頌,卻并未從開始就對其一路褒揚,而是首先從相反的貶抑處落筆。先寫“我”對師傅的失望與不滿,嫌棄他從相貌到氣質都乏善可陳,“兩只眼袋下面長著胡須”,“胡子很稀疏,東一撮西一撮胡亂生長。而且黑少白多,灰不溜秋就跟從來沒用肥皂洗過似的”,跟人說話時羅里吧嗦且口氣難聞,似乎是從來不刷牙。盡管師傅對收我為徒頗為自豪,親切地稱我為“民兒”,我心里卻很是不屑和疏遠。后來在日常工作中,師傅為人的善良坦蕩和心地的干凈純潔以及對工作的兢兢業(yè)業(yè),使我逐漸感受到其人品和性格的內在魅力,進而愿意和他親近,愿意追隨他勤奮努力,最終從心底深處生發(fā)出對他的真誠愛戴與禮敬。其他人物如德華電機廠工會主席莫德龍、政工科長駱青濤、市機電局局長魯昌順等,也大都是采用欲揚先抑手法塑造完成的,這與當下影視劇常用的反轉技法有異曲同工之妙。莫師傅的形象藉此得以立體飽滿的刻畫,給讀者留下了深刻印象,“我”對師傅的情感藉此前后形成起伏跌宕的鮮明對比,表征出“文似看山不喜平”(袁枚《隨園詩話》)的藝術蓄勢手法之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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