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v欧美v日韩v在线观看,午夜性色福利免费视频在线播放

　　編者按：阿來先生是一位長期堅守著文學的純正與高貴的作家，其創(chuàng)作體現(xiàn)了強烈的文學責任感。他認為，我們應當更多關注作品的精神營養(yǎng)價值而不要過度關注其經(jīng)濟價值，對一切思潮應該保持一種警惕，有警惕才會有反抗，有反抗，文學才會有進步。本文是阿來先生在湖南毛澤東文學院《文學名家講堂》的精彩演講，就文學與社會構成的關系，并結合自身經(jīng)歷和創(chuàng)作體會，闡述了他的深刻思考與獨特見解。在文學不斷被商業(yè)化、“快餐化”的今天，文化消費問題也已日益為公眾所關注。對廣大讀者來說，阿來先生的演講無疑是一種來得及時的、頗具風味的精神營養(yǎng)大餐。

講稿正文：

　　大家上午好。先破個題吧。

　　我的標題是意識形態(tài)與文學的對抗。其實，這個問題對于上個世紀八十年代開始寫作的人來說，是一個早已解決的問題。那個時候，我們說適應、順從，還是對抗，是很有政治色彩的，因為中國從1942年《講話》發(fā)表以來，出現(xiàn)了跟中國五千年以來不太一樣的提法，政治標準第一，藝術標準第二。

　　從詩經(jīng)開始，中國文學留下了“文以載道”的良好傳統(tǒng)。這里面包含了文學的政治功能，但是，沒人說，文學作品在實現(xiàn)文以載道這個目的時，要以犧牲文學的審美性和藝術性為代價，把文學變成工具。此外，過去的文學創(chuàng)作中，還出現(xiàn)了另外一個問題，文藝為工農(nóng)兵服務。這句話還包含另外一個意思，就是說，如果我們不是工農(nóng)兵，那么，我們就不叫深入生活。所以，我們老要去深入別人的生活。

　　其實，今天，我要講的不是這個問題。因為這個問題從1942年到1949年變成了全中國的問題。文學的標準跟方法，到上世紀八十年代思想解放以后，那一代的知識分子，已經(jīng)達成了共識，那樣的一條道路，是不符合文學規(guī)律的。也是跟古今中外的文學規(guī)律相背離的。文學的政治工具論已經(jīng)得到了徹底的拋棄。八十年代以來，文學已經(jīng)回歸到文學的道路上來，取得了自己應該取得的成就，與時代相適應。從個人價值的發(fā)現(xiàn)，從個人與社會關系的認識，從這樣的角度重新定位，重新找到位置，從文學的本體重新出發(fā)，我想包括那個時代的湖南文學界，已經(jīng)達成了共識，做出了我們的貢獻。

　　但是，終于有一天，這個問題又出現(xiàn)了，又成了問題。當這個問題成為問題的時候，我們這個社會還沒有充分的肯定。九十年代之后，尤其是九十年代末期，我們中國這個社會突然有一天出現(xiàn)了非常濃的商業(yè)化。中國文學剛剛起步，用了幾代人的犧牲，處理好認識到文學與政治應該是什么關系時，突然又無聲無息了。文學與政治，文學與商業(yè)，又應該是什么關系?這樣一個問題，一下子又擺到了中國人面前，擺到了中國的文化工作者、藝術家、作家面前。其實，也擺到了所有消費中國文學藝術的讀者面前。而且，直到今天，這個問題并沒有得到解決?；蛘哒f，很嚴重。這個問題帶來的很多東西，在我們的文化生產(chǎn)、文化創(chuàng)造、審美品質、文化消費中，最后會造成一個什么結果呢?今天，我想從這里破題。

　　文學跟經(jīng)濟是一個什么關系?文學跟市場是什么關系?今天的文學創(chuàng)作，僅僅是幾個作家的事情?還是跟整個社會有關系?這些都是問題。我自己是一個作家，作為一個文學生產(chǎn)者之一，我也沒什么解決方案。從八十年代中期吧，我開始文學寫作，一直在經(jīng)歷中國社會的變化，我們在見證中國社會迅速變化當中，我們面臨一些問題，或者說，我們在面臨一些危機、挑戰(zhàn)，甚至不能說是挑戰(zhàn)，挑戰(zhàn)可能帶來一些好的結果。但是，我們面臨的是一個集體下滑的、繁花似錦式的這樣一個文化局面。那么，每一天，我們都會問自己，每寫一部新作品，我們都要問自己，在這么一個高度商業(yè)化的社會環(huán)境當中，我們在從事文化生產(chǎn)的時候，我們到底應該歡呼它的到來，也就是順應它?還是堅持一點文化品格?人家不需要，所以，我要生產(chǎn)適銷對路的產(chǎn)品，沒辦法，這個叫順從。但是，有些人還是要說，即便是這樣，我們文學自古到今，他應該堅守其基本的價值。這個基本的價值，要不要堅持?如果要堅持，勢必跟我們批評家們說的作家與社會之間存在一種關系，這種關系叫緊張關系。個體與社會之間，尤其是知識分子與社會之間，確實存在有點緊張、有點懷疑這樣一種意識，因為職業(yè)這樣，文化需要一點獨立性，思想價值和審美價值，不后退，從緊張就會上升為一種對抗。當你的寫作姿態(tài)表現(xiàn)為一種不妥協(xié)，就會上升成一種對抗。

　　半個月之前，這邊和我交流演講題目時，我把這個“對抗”寫在手機里時，我還在想，“對抗”這個詞是不是嚴重了一點?但是，想來想去，我讓這條短信在我手機里又呆了兩天，我實在沒有想出一個比“對抗”更準確更恰當?shù)脑~。我也想把這個詞表達得更溫和一些，我自己不是一個很激烈的人，我是一個比較溫和的人。“破題”這個詞也是從八股里借來的，所以，演講就像做八股文。這是第一層意思。

　　我們做任何事情，都不是在理論層面進行分析。我只是一個寫作者，而且，很長時間以來，是個業(yè)余寫作者，在這種業(yè)余寫作當中，自己有很多感受。八十年代初，周圍有很多年輕人在寫作，我也開始寫作，然后，慢慢發(fā)表作品。

　　前年吧，我在廣州有一個小小的演說，那時，我剛剛得了一個小獎，也就是剛才躍文講到的華語文學獎，我說我的寫作就是一個自我教育、自我探索、自我修正的一個過程。我們在七十年代受到的文學理論教育，還是以前的那一套。當我開始寫作時，又不是按照這個在寫作。我在一邊寫作，一邊把過去教育中所接受的毒素消解掉，是自我修復，更多不是在創(chuàng)作，是自己對自己進行一種正確的文學教育。現(xiàn)在，我不好意思回頭看自己寫的東西，譬如八三、八四年寫的東西，不是說語言不對，結構不好，是背后的指導思想、或者說文學觀念是錯誤的。他看起來似乎閃爍著我們年輕時候的激情，或者某些方面的才華，是不可以那樣的。

　　當我修正到一定程度時，因為當時我還在一個小地方，兩三萬人的小城市，阿壩自治州首府，先教書，后來在文化局當一個干部，同時在寫作。寫了十年之后，我確定有問題。我記得自己的兩本處女作是同一年出版的，這個年份很有意思——1989年。一本詩集，一本短篇小說集，應該很高興。那個時候，一邊寫作，一邊讀了很多書。出版了自己的書之后，我感到很惶恐，倒是朋友們替我高興，叫我請客。

　　我的第一本小說，是作家出版社出版的，那個時候，作家出版社出版一本書，好像也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尤其是在我們那樣的小地方。但是，那一天晚上，我突然萌生一個念頭。我跟我老婆說，我可能不寫東西了。她說，你不寫東西干什么?我說我想調回到原來那個中學去，我突然感覺到文化局和寫作特別沒有意思。文化局就是組織一下唱歌、跳舞，今天，政府要歡慶什么東西，我們要組織一臺晚會，諸如此類。

　　我對寫作突然產(chǎn)生一種巨大的虛無感。有兩件事情，一件事情是八九年發(fā)生的政治風波，今天，我們不管對這件事怎么認定怎么評價，當時，我們都是20多歲30來歲的年輕人，很激動，而且，都用不同的方式，不管在大地方還是小地方，參與關注這樣一件事情。親身經(jīng)歷了中國社會的巨大震蕩和觀念沖擊，將來歷史怎么評價這件事情，我不知道。但是，對一個年輕人、一個對社會正義、公平、民主還有所期待的年輕人，它的影響是非常巨大的，非常難以忘懷的。和這樣的巨大事件相比，寫幾首詩，寫幾個短篇小說，有意義嗎?

　　從事文學工作的人，你會不斷懷疑它的意義。我是從懷疑到確認它的價值，然后重新懷疑再重新確認它的價值，在這樣不斷地搖擺當中走到現(xiàn)在。我在少年時代，并沒有認為作家就是崇高無比的，我沒有這樣想過，盡管今天我認為文學應該是一個非常崇高的事業(yè)。好的文學，對這個社會有建設性意義，是一個非常崇高的、偉大的事業(yè)。但是，這個觀念的形成，是在不斷地懷疑和確認中形成的。

　　第二個是把文學中的毒素消除掉。這個消除掉靠什么呢?靠閱讀。我們那個時候，當?shù)氐臅昀?，除了馬恩列斯之外，還有《艷陽天》、《金光大道》等，也賣中國古典文學作品，剛剛開始賣一些西方的古典文學作品、西方的當代文學作品。這個時候，我有大量的閱讀，閱讀量非常大。我記得那個時候平均兩天讀一本長篇小說，工作之余，不是每天寫作，而是在大量閱讀。

　　這個時候，你突然發(fā)現(xiàn)，為什么我們中國人的文學觀念，包括今天我們中國當代人的文學觀念，既跟外國的文學觀念是那么不同，也跟我們五四時代，或跟五四時代以前的文學傳統(tǒng)，也是那么不同。而且，在現(xiàn)有觀念下寫出來的作品是這么一些作品，沒有太多價值，反而是李白、蘇東坡他們寫的東西，那樣激動人心，那樣優(yōu)雅，那樣崇高，那樣雋永，那樣具有永恒的人性的光輝。西方作家也一樣，看到托爾斯泰，看到海明威，看到巴爾扎克……等等，他們那么有影響力。反觀我們的文學作品，就像一個公社書記講話一樣，這么面目可憎!

　　我自己早期的文學作品當中，不是說完全是那種東西，但是，有些地方有那種殘留的影子。只有你自己把這兩種東西進行比較的時候，如果你不是因為寫了一本書就沾沾自喜，寫了一本書就為了一個作家的名號而招搖撞騙的話，你就會清醒地認識到，我們必須服從文學的規(guī)律，對文藝之神有我們的敬仰。如果你對于文學可以企及的那種高度有所期待的話，你肯定會對自己所寫的東西感到不滿和厭棄。但是，那個時候，我確實不知道我還能不能寫得更好一些。所以，拿到這兩本書的時候，我一點高興都沒有。我唯一的想法就是——我想不寫了，不能寫了。因為我寫的這個東西不對，不好，沒有作用。我想回到原來的學校，做一個鄉(xiāng)村教師，更有意義。鄉(xiāng)村教師可以給沒有文化的人傳播一點文化，那些接受傳播的人當中，也許能夠產(chǎn)生在能力、見識、理想等方面都超過我們的人。這確實是我的真實想法。而且，之后，從1989年到1994年，我一個字沒有寫過。當然，我也沒有回到學校去教書，只是發(fā)了一些感慨，在文化局的機關里頭混。

　　這個時候，我就老想，如果還要做文學，文學應該是一個什么樣子?作為一個讀者，我沒有停止閱讀，我自己有這么重大的痛苦，我就覺得還要學習。寫不寫作，其實不重要。無論對于一個作家，還是對于一個讀者來說，重要的是通過閱讀，靠近真正的文學，靠近有審美價值的有思想價值的文學。因為文學，不是一個贊美的工具。我不太信宗教。但是，宗教當中的一些理念，對我還是有影響的。譬如，宗教里面有一個詞，叫修為、修持。我覺得文學，我們愛她，我們使她崇高，這就是我們現(xiàn)代人的宗教修為。我們不需要每天口誦符號，阿彌陀佛，念十萬八千遍，然后，超度到十萬八千里的地方。我們尊重我們所從事的職業(yè)，我們尊重人類傳統(tǒng)的美好價值，精神文化價值，包括文學藝術的價值，這就是我們現(xiàn)代人很好的修為跟修持。這也是我們所做的無量功德。

　　在我的同輩作家當中，我發(fā)表的作品數(shù)量不是很多。我在寫一本書的時候，我認為把它寫好和我讀一本書，價值是等量的，我自己內(nèi)心的見識和內(nèi)心的豐富是等量的東西。從八九年之后，我停止寫作了。但是，我沒有停止學習，學文學，學歷史。這個時候，我發(fā)現(xiàn)我們的學風上出現(xiàn)一個問題，中國知識分子特別善于討論大問題，過去不討論問題，現(xiàn)在基本討論大問題，所有問題都是宏觀的，沒有微觀的問題，而且，我們不太知道身邊的事情，但是，我們知道巴黎的事情，紐約的事情，外國的事情，我們?nèi)鐢?shù)家珍。八十年代以前，我們閉關太久，對外面的事情非常好奇。直到今天，我們就養(yǎng)成了一個不好的習慣。雜志、網(wǎng)站、一般的閑聊，都有這樣的毛病。我覺得這個需要克服。我覺得我們要讀一讀洋人的書、古人的書，也要讀一些地方的書。身邊的鄉(xiāng)土，它的現(xiàn)狀，它的過去，我都需要有所了解。

　　到了九四年，有一天，我突然又想寫小說，這本小說就是《塵埃落定》。那天上午，我打開電腦，就開始寫。這是停筆四年或者將近五年后，第一次寫字。這一天敲出來的一行字，是文學性的表達。我覺得很驚喜。過去放棄寫作，是因為自己的文學和文學理想隔得太遠。這一次開始寫作，我覺得是自己建立起了一些自己的文學理想，或者建立了自己的文學理解，那么，就聽之任之吧。我記得那時是五月份，寫到冬天的時候，這個小說完成了，大部分時間上班，都是業(yè)余寫作。而且，那一年中間停頓了一個月，看世界杯。我是足球迷，九四年是美國舉辦世界杯，巴喬踢點球，踢飛了，意大利痛失世界杯。世界杯完了，又開始寫作。《塵埃落定》是我第一次思考商業(yè)社會。我第一次覺得自己的小說不錯。

　　剛才我講過，此前，我出過兩本書，詩集還可以，那本小說大部分不好。不是說里頭看不到一點作家的才能和語言天賦，而是，里頭缺乏文學對世界的正確的理解和想法。有很長一段時間，我不太愿意談這本書，但是，一個作家就是這么過來的。30年后，我愿意從另外一個角度談這些文學作品。

　　寫完之后，我突然遇到一個很奇怪的問題。你看我們這一代人是很悲慘的。我們拼命把自己從那種由政治確定的我們跟社會之間的不正確關系，通過自己的寫作，通過自己非常痛苦的自我批評，終于把自己扭過來了，寫了一部我不想說它有多好，但是，它有意義，有價值，像古今中外那種文學價值、那種文學方法，而不是把自己當作某種工具寫出來的東西。從八二年開始閱讀寫作，不斷懷疑確認，終于找到方向，找到文學路徑，寫出這么一個東西。但是，身邊的朋友說，你不是討厭你自己的書嗎?這一次你又寫了，寫得怎么樣?我說這一部書可以，將來大家可以談，可以讀。

　　這個時候，我們的一些出版社的出版標準在變化了。他們說我們要市場化了(那個時候還沒現(xiàn)在這么嚴重，今天已經(jīng)叫產(chǎn)業(yè)化了)，要走市場經(jīng)濟的路子，我們出版社要掙錢。我從來沒有反對過出版社要掙錢，也不反對任何人掙錢，也不反對我自己掙錢。但是，為什么要把好的東西和掙錢對立起來呢?九四年一寫完，九五年初，我滿懷信心，卻找不到一家出版社。人家給你回個信都很客氣，說小說不錯，但是，很抱歉，現(xiàn)在我們市場化了，我們需要更通俗的，你這個東西太藝術化了，不是我們不要，是讀者不要，讀者現(xiàn)在不愛看這樣的東西了，所以，你這個書出版的話，我們會賠錢，只好璧還給你。還有一種說法，能不能把這個小說改一改?我給他回信，我說改可以，有兩種改法，一是標點符號可以改，一是有錯別字可以改，別的就不要改了。這個結果也是一種對抗。對抗并不總是很嚴重，有各種各樣的對抗方式。最后的結果是，長達四年時間，沒有人愿意出版這本書。

　　我們這個市場化，有個毛病，這就激起了我一個巨大的好奇心。我覺得文學不是這樣。這時，我就思考，難道市場化就是這樣一個東西嗎?我馬上想到另外一個問題。因為我不只讀文學作品，我也讀歷史書，我想，如果市場化就得這樣的話，那么，英國人、法國人，美國人，他們從哪個時候開始市場化了?他們不都100年200年了嗎?如果當時按照這種理解的話，到今天，美國還有文學嗎?法國還有文學嗎?英國還有文學嗎?但是，我們讀到的東西是：有!而且非常好。八十年代，我們讀加密、杜拉、海明威、?？思{、奧威爾、季普林……佳作如云，大師如滿天繁星，真奇怪了，這中間有問題。如果市場化就是往下走的話，他們搞了那么多年的市場化了，他們的文學，或者用我們今天的話來講，他們的嚴肅文學、高雅文學，不但沒有消失，而且在繼續(xù)蓬勃發(fā)展，讓我們這一代作家在拼命學習。他們不只是在古代給我們貢獻了許多經(jīng)典作家，他們在一次大戰(zhàn)以后，在二次大戰(zhàn)以后，不斷給我們貢獻新的經(jīng)典作家。他們不是在一種高度市場化的背景下產(chǎn)生的文學嗎?

　　如果是這樣，我們的文學出現(xiàn)了什么問題嗎?中國人是不是對市場化進行了一種非常庸俗的理解，非常膚淺的理解?可能是，對不對?我們四川過去有好多作家寫得很好，結果就放棄了。有幾個作家，化妝成香港人的名字，每天就召集一幫人看香港錄像，兇殺跟色情參雜在一起，一個月寫一本，說今天的文學就是這樣的文學。出版社的人跟我說，誰誰誰，你不是認識嗎?你就要像他們那樣寫作!他們那個就叫順應。我這個就叫抵抗。

　　我倒不是抵抗，我有疑問。你舉這個例子不對呀，為什么我們剛剛搞一點市場化，就非得寫浴缸里的女尸，而且，還不得穿衣服，死了都不給人尊嚴。什么樣的作者?哪個犯神經(jīng)病的讀者喜歡這樣的東西?為什么對讀者沒有尊重?!就我自己而言，這個問題是第一次提出來。我的書沒人出版，沒人出版就沒人出版吧，作家不一定非要成功，我覺得這是我的修為。我接近了真正的文學，我也不焦急。因為我覺得我是對的，你是錯的。

　　是不是市場化非得這樣?剛才躍文也說了，阿來辦過雜志。有一次，我去成都開會，遇到了一個機會，跟我住同一個房間的人說，他們的雜志經(jīng)營很困難。這個雜志叫《科幻世界》，是四川省科協(xié)的雜志，也要市場化。原來答應給他們錢的單位，因為某種緣故，不給錢了。我說不給錢好啊，為什么老要人給錢呢?有些好東西可以自己掙到錢。他說這樣吧，你愿不愿意調到我們這里來工作?呃，我倒真愿意。他說，只要你不要錢，他就不管，有充分自由。我的書不能出版這個事情，讓我思考市場化是不是就得亂七八糟。

　　他們這個雜志，我也問了，搞了好多個方法，甚至準備把雜志名字改成《奇談》。我懷著巨大的疑問，那我就編吧，編編別人的書，試一試。那我去了。第一年沒干什么，看看。第二年做了這個雜志的主編。我就給我們的編輯講，將來，我們要做兩件事情：第一，每個編輯不準在我面前說“讀者”兩個字，說十次我就把你開掉，你告訴我，你想做什么?千萬別告訴我讀者要什么?讀者是一個集合的概念，誰能同時知道100個人在想什么呢?在座有沒有人知道?如果你能同時知道100個人在想什么，那你是上帝!上帝才知道這樣的事情。拿讀者說事，是一個幌子。這是我們這些文化從業(yè)人員一葉障目的一片葉。我們自己要想清楚，我們能夠給讀者什么。我們給人家的東西，有沒有某方面的價值，你別老去揣摩人家。一千個人要一千個東西，一萬個人要一萬個東西，你拿不出來，上帝也拿不出來。但是，當別人清晰地知道我有什么東西的時候，不是所有人會來，喜歡這個東西的部分人會來。我們能夠做到的，就是把我們提供給讀者的東西做到最好。

　　第二個，我們要讓這個社會知道，我們這里有這樣的東西。我們面對一萬個人的時候，我們不希望一萬個人都來。我希望只來其中的200個人300個人。我是要讓這幾百個人彼此認識。我理解的市場化是這樣一種東西。

　　文化產(chǎn)品包含太豐富的東西，如果我們完全把它等同于某個物質產(chǎn)品，不行。里頭的情感，是不是正確的?里頭的審美，是不是典雅的?思想、路徑跟方法，是不是具有引領性?這些都是問題。這些都會讓讀者對這個產(chǎn)品提出考問。我希望大家都記住，我們從事文學工作，一定要記住三個字：建設性，對于世道人心要有建設性。

　　我們做科幻，它有什么建設性呢?science fiction，科學幻想。中國公眾，中國青少年，最缺乏的是科學教育，最不缺乏的是人情世故教育。西方小說從凡爾納開始發(fā)展200多年到今天，里頭包含了大量的科學的物理學的天文學的基礎知識，要讀懂它，我們需要建立一些最基本的知識。

　　這里有三個關鍵詞：第一是科學，特別是科學想象力。中國青少年在應試教育的引導下，最受到抑制的就是科學想象力。我看到過一個材料，美國一個幼兒園的學生家長告那個幼兒園，一個什么理由呢?老師在黑板上畫了一個圓，問同學們這是什么?那個老師給了一個標準答案，說這是雞蛋。圓，可以是很多東西，家長就告這個老師告這個幼兒園，一個圓怎么可能就是一個雞蛋?最后，這些家長們勝利了。因為標準答案抑制了學生們的想象力。我們中國教育大部分時候做的就是提供這樣的標準答案，而且堂而皇之地做，在國家權力意志下來做。

　　科幻小說是一個天馬行空的東西。為了激起年輕人的科學興趣，我們請美國、俄羅斯的宇航員們到中國來。我曾經(jīng)問一個美國宇航科學家。她是一個生物學博士，女的，她曾經(jīng)創(chuàng)造過女航天員在外太空連續(xù)停留300多天的紀錄。干什么呢?培育小麥原種。她跟我說，在太空中，20多天就能收一茬麥子。在地球上，袁隆平他們就知道，生產(chǎn)水稻的周期很長。她那個300多天，相當于地球上一個農(nóng)業(yè)科學家十幾年的時間。我問她為什么會成為一個宇航員呢?她說，呃，就是小時候讀科幻小說啊。她在美國跟我說了這么一句話，我就把她請到中國來，讓她到中學里小學里講，她高興得很，她特別愿意做這種科普工作。

　　第二個關鍵詞：想象。凡事要有科學基礎和想象力。重要的是將來我們的后代要有能力探索世界，所以，我們雜志的第三個關鍵詞是探索。探索是目的，建立科學基礎和想象力是手段，這就是我們給社會提供文學產(chǎn)品所必須的價值。

　　第三，我告訴我們的編輯：方法。我們寫東西，生怕別人讀不懂，通俗了再通俗，過分通俗，就是對審美性和思想探索性的損傷。我說我希望我們的產(chǎn)品不是這樣的東西，打個比方，家里有孩子的人都知道，我們把玩具扔到地上，孩子玩一下不玩了，買新的來吧。我們要把我們的東西放在不容易拿得到的地方，比如衣柜頂上，伸手拿不著，想玩那你還得想辦法，旁邊拿個小凳子。產(chǎn)品要有一定的難度，當然不能太難，你把它放到月球上去，那也不行。今天，我們提供的精神產(chǎn)品，包括電影電視小說都沒有任何閱讀難度。這就意味著它的讀者永遠沒有提升，永遠停留在一個最淺表的層面上，是吧?

　　我說過，我們要做雜志，尤其是做青少年的雜志要有難度，馬上有人站起來想說話，我說我知道你想說什么——你怕人家讀不懂，我說你不要說這個話，不準說這種話，不準揣摩別人，揣摩別人老是犯錯誤，我只想知道我們自己能提供什么東西。這個會議一開完，我馬上收到幾份辭職報告書。本來我打算開掉幾個人，結果人家把我先開了。他們說，你這一套完全是自殺式的搞法，是日本的神風敢死隊。但是，一年以后，我說你們愿意回來的，我還是歡迎你們回來。結果一年以后，他們都回來了。

　　什么意思呢?市場這個東西，到了我們這一代中國人手里，做了這么一種不成熟這么膚淺的理解。市場是對的，我一點沒有反對市場的意思。但是，我非常反對對市場做那種庸俗的膚淺的功利化的理解。而且，我們出版業(yè)界，我相信我們已經(jīng)自食苦果。譬如，我舉一個例子，九十年代末，或者說二十一世紀初，有些出版社要出一本圖片多一點的書，就要造勢，說什么呢?現(xiàn)代已經(jīng)是影像時代啦，看電影看電視寫那么多字干什么?現(xiàn)在叫讀圖時代!有一些出版社干脆宣布，讀圖時代來臨啦。意思是光有字的書，中國人將來就不看啦。

　　那個時候，我經(jīng)常參加全國的訂貨會，因為我自己也是書商，我經(jīng)常問他們，你們將來就永遠出這種書嗎?這是第一個問題。第二個，將來你又要出有字的書，怎么辦?后來，他們發(fā)現(xiàn)，既然是出版商，回頭來還得出有字的書。因為，圖只有那么多，因為圖要表達事件和場景，當那個事件和場景沒有出現(xiàn)時，是沒有圖的。更困難的是，當那個事件和場景出現(xiàn)時，你要有設備在那個地方，如果你不在現(xiàn)場，也有問題。關于這個圖不圖的問題，我想，有一個美國攝影家寫了一篇《論攝影》的文章，說得非常好透徹。但是，今天，我不想講得這么專業(yè)，講那么多術語。

　　后來，他們發(fā)現(xiàn)，還得出有字的書。你之前宣布讀圖時代已經(jīng)來臨，讀者不讀字了，再回去出有字的書，他不知道怎么賣了。第一賣不掉，第二呢，言猶在耳。就是這樣一個小小的事件，一個小小的促銷，為了一本書多賣個幾萬冊，我們就這么匆忙給一個時代定性，我們就誤導觀眾和媒體，給記者發(fā)一點小紅包，然后，發(fā)一點錯誤的信息，誤導公眾，可悲啊。公眾有兩種，小部分人知道她們是在開玩笑是促銷，大部分公眾是很好愚弄的。中國不僅政治上很好愚弄，經(jīng)濟上更好愚弄。你給他一點小甜頭，馬上就迷茫了。

　　有一部書是王躍文寫的，叫《國畫》。那個時候沒有官場小說這個名字吧?今天官場小說蔚為大觀。但是，越寫越糟糕，里頭應該有的沒有了，對這個社會的質疑和批評沒有了。他寫些什么呢?他邊寫他自己流口水，成了有點像晚清的黑幕小說，老百姓不知道他們干什么。邊寫領導跟情婦在一起，他自己就在流口水啊。他恨不得他自己就能代替他。最后的結局是，我們不能把這個題材開掘深挖，讓這個題材寫得越來越好，呈階梯式向上。今天我們看，哪部作品超過了《國畫》?這樣的作品還沒有。有的人有的書，銷量上去了，但是，從寫作品質上講，作者對這個社會所抱有的人文情懷、質疑和批判沒有了，都是等而下之。直到這個題材做臭做爛。

　　麥家也是我的朋友，寫《諜戰(zhàn)》、《暗算》那個作家。他開創(chuàng)了諜戰(zhàn)題材。本來，我們開辟一個題材，應該領域越來越廣大，越來越深入，品質越來越高。但是，有些作家和出版商，寧愿趕緊模仿，趕緊跟風。我們真要表達作品對社會的認知，或者好，或者不好，我們要提供一些建設性的思想。弘揚某些東西是出于建設性目的，批評某些東西，質疑某些東西，同樣是為了建設美好社會這個目的。僅僅是因為這個題材公眾關注，能賣一點錢，就一窩蜂而上，有什么意思?

　　在出版界、文學界、小說界看到，三五年，我們把一個題材做死，然后，又轉移一個地方，又等一個創(chuàng)造性的作家出來，在某一個領域提供一個新鮮的樣本，開辟一個文學家門所不熟悉的領域，等他取得了成功，這一下，大家又一窩蜂而上，又把它做死，這就是我們今天的市場!這就是中國的市場!這里頭很少有創(chuàng)新，只有低劣的模仿，而且，這些低劣的作品還可以把原創(chuàng)的作品淹沒掉。作家的成功，在于開辟了一個新的文學的可能性，一個新的通道。我們?nèi)グl(fā)展它，很好地，很嚴肅地，本著對這個社會的建設性，共同努力，不斷地擴張，不斷地深入——文學領域應該是這樣的。

　　我們講拉美的魔幻現(xiàn)實主義，它是怎么產(chǎn)生的?也不是馬爾克斯一個人開辟的，他只寫了一本《百年孤獨》，是一大群作家共同的努力，最后造就了兩三個三五個拉美頂尖的魔幻現(xiàn)實主義作家。這是上個世紀四五十年代的事情。那個年代的歷史背景是第二次大戰(zhàn)結束。那時，有一個席卷全球的運動，就是民族國家的獨立，或者說殖民地國家民族意識的覺醒。拉丁美洲是個什么情況呢?拉美，除了南美巴西講葡萄牙語，是過去葡萄牙的殖民地，別的拉美國家全部是西班牙的殖民地。他們獨立以后(當然，他們是在二戰(zhàn)以前獨立的)，二戰(zhàn)以后，他們受到民族獨立運動的影響。

　　這個時候，他們的民族意識獨立了。拉美作家還講西班牙文，秘魯、墨西哥、巴西等國的作家，還像西班牙作家一樣在寫作。他們寫什么東西呢?騎士小說。騎士小說是從什么地方開始的呢?大家知道，是從唐·吉訶德開始的。這么一路下來。所以，西班牙作家馬德里在寫什么?他們就寫什么。就像我們中國作家，外省人看北京人在寫什么。

　　那時候，巴黎是世界文學的中心。很多人在巴黎待過。海明威在巴黎待過。拉美很多作家也在巴黎，如古巴作家卡彭鐵爾，又如獲得過諾貝爾文學獎的秘魯作家阿斯圖里阿斯，再如巴爾加斯·略薩。那個時候，他們很多人都在巴黎。巴黎那時正在流行藝術革命，流行超現(xiàn)實主義。他們回到南美后，突然發(fā)現(xiàn)魔幻現(xiàn)實主義也不是憑空猜測的。他們突然發(fā)現(xiàn)超現(xiàn)實主義提出的東西，比如說開發(fā)夢境、自動寫作、開發(fā)潛意、放任想象等，他們甚至吸鴉片，讓自己產(chǎn)生幻覺來寫作。在法國巴黎，這個時代產(chǎn)生的詩人比較多，很富幻想性。法國產(chǎn)生了一部很富幻想性的小說。再如，法國作家埃梅的《穿墻記》，說的是一個小偷可以自由地穿過墻壁。有一天，他的咒語失靈了，這個人就永遠地被嵌在墻壁里了。就是這么有幻想性的東西。

　　過去，南美洲的主人是印第安土著。南美籍的作家回國以后，發(fā)現(xiàn)印第安人的神話、傳說，也是天上地下神神鬼鬼的，如同超現(xiàn)實主義要通過吸鴉片才能產(chǎn)生幻覺來達到那種境界一樣。這個時候，他們當中的一批人就開始有意識地回過頭去，將現(xiàn)代派最先鋒的文學方式與最古老的印第安人即將消失的文化傳統(tǒng)研究結合起來，發(fā)明了這個魔幻現(xiàn)實主義。所以魔幻現(xiàn)實主義，它一方面是最古老的印第安人的神話，另一方面是五六十年代在法國巴黎剛剛產(chǎn)生的最先進的藝術運動，超現(xiàn)實主義運動。

　　不僅僅是在文學創(chuàng)作上，它在美術上結出來的果實在法國更大。比如說畢加索的作品，都是超現(xiàn)實主義的果實。當時文學運動也是藝術家和文學家們共同發(fā)起的。第三世界的文學家回到自己的國家，將其跟自己國家古老的文化傳統(tǒng)結合到一起的時候，突然發(fā)現(xiàn)原來最先進的東西和最原始的東西結合起來是如此默契，如此一致。研究畢加索的時候，我們也可以發(fā)現(xiàn)這一點，畢加索那時候研究非洲的木雕，畢加索在創(chuàng)作其很多的作品時所受到的啟發(fā)，以及作品后期的轉化，都與當時非洲古老藝術的研究有很大的關系，不是在巴黎空想出來的。

　　很奇怪的是，產(chǎn)生過很多很好的作品的作家，都在巴黎參加過這種運動。比如說，我個人非常喜歡的一個非洲作家、詩人桑格爾，當時也是在巴黎留學參加這些運動，回國時候突然發(fā)現(xiàn)這些東西與非洲的民歌民謠如此相似，最后他寫出了完全自創(chuàng)一體的嶄新的詩歌，那種韻律，非常舒適，八十年代很多熱愛詩歌的人，都非常喜歡桑格爾的詩歌。

　　拉丁美洲文學也是如此。就是爆炸文學。整個拉丁美洲除了巴西之外，爆炸文學不只是魔幻現(xiàn)實主義，更確切地說，是結構現(xiàn)實主義，進而產(chǎn)生了兩個非常偉大的詩人，聶魯達和墨西哥的帕斯·阿斯圖里阿斯。他們得獎的小說，風格非常相似。但是，今天我們看文學運動沒有嚴格地追溯，因此，我們只看到冰山一角，那就是加西亞·馬爾克斯的《百年孤獨》。只知道他的《百年孤獨》，我們不知道他《百年孤獨》之前是什么樣子，也不知道他《百年孤獨》之后產(chǎn)生了什么變化。這是我們對待外國文學的來源比較機械的地方?；蛘哒f，我們僅限于商業(yè)炒作，把本來可以深入挖掘和整理的東西膚淺化了。

　　拉丁美洲產(chǎn)生了這樣蓬勃的文學運動，產(chǎn)生了如此多的優(yōu)秀的作家，僅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就有四個。那個時代，喜歡拉美文學的人也許還會對很多作家感到遺憾，比如博爾赫斯，馬爾克斯能得諾獎，難道博爾赫斯不能嗎?還有富恩斯特、卡彭鐵爾呢，他們都有資格得獎，只不過諾獎也要挑選文學的幸運兒。

　　拉丁美洲這樣一個世界，當文學在一個正常的文學規(guī)律和文學結構中正常運行的時候，一種文學運動的方法和文學題材的開辟不斷地深入、擴張和提升產(chǎn)生的是什么樣的效果?這就是拉丁美洲的爆炸文學。

　　拉丁美洲實施市場化時間比我們早，自從有這些國家開始，他們實行的就是資本主義制度，實行的就是市場經(jīng)濟。在那里，沒有人會說，因為我們是市場經(jīng)濟，所以要把文學分為嚴肅文學和不嚴肅的文學，分成高雅和不高雅的文學，而且主要生產(chǎn)的是不高雅不嚴肅的文學，那里沒有人這樣說。為什么就形成了這樣的生產(chǎn)方式?我們把所有能夠做大的以及有可能性做好的東西，都以一種集體模仿的方式，迅速地把它山寨化、粗體化、庸俗化!

　　這給我們所有熱愛文學的人都提出一個問題。對于這樣一種東西，我們是順應?屈從?還是抵抗?這不僅是幾個寫小說的人的問題，這是我們所有文學愛好者的問題。大部分人消費文學是通過閱讀，只不過作家這小部分群體，是消費者也是生產(chǎn)者。但是，我們首先是消費者。當我們消費文學的時候，對于書商出版商和媒體的各種宣傳，我們能否夠保持自己的區(qū)別?

　　今天，我們這個社會有些奇怪了。每個人都在強調個性，然而卻是最沒有個性的。因為，我們很多東西都是制造出來的，有沒有個性都是時尚雜志告訴你的。粘著發(fā)膠，把頭發(fā)梳著沖著天，這叫有個性，人家告訴你的；穿什么衣服有個性，也是人家告訴你的。今天，大家在表演的個性都是商業(yè)媒體告訴你，時裝雜志告訴你，你喜歡就去扮演這樣的角色，就去買這樣的衣服。這哪有個性?沒有!時裝雜志甚至告訴你，今年流行灰色，你得趕緊去買一件灰色的，不穿灰色你落伍了；它告訴你，今年流行有顏色的隱形眼鏡，因為首爾的女生都這么做，你也去這么做。它告訴你今年流行童趣化，什么卡哇伊一點，因為日本人這么干的。外在的，我們都如此塑造和規(guī)定了。那內(nèi)在呢?我們就被塑造和規(guī)定得更加厲害了。我們連獨立穿衣服的空間都越來越少了，更不用說我們獨立選擇精神產(chǎn)品的空間了。

　　很多時候，這個問題是作家的問題，藝術家的問題，文學的問題，消費者的問題。我大部分時間都還是處于消費者的位置。我不是每天都寫書，但是我每天都要看書。可是，現(xiàn)在我走進書店，里面很混亂，買不到書。人家說不對啊，政府的官員就要反駁了，我們每年出版幾十萬種書呢。但是，其中有品質、有質量、對這個社會有建設性、對世道人心有好處的書，說不多有點客氣，說太少也有點客氣，非常稀有可能是現(xiàn)實狀況。而這樣的社會現(xiàn)狀，是在我們沒有警惕的情況下發(fā)生的。今天的中國人，可能對于政治上發(fā)生的不好的事情，意識形態(tài)領域發(fā)生的不好的事情，可能會有警惕，一旦有警惕，我們或多或少會有抵抗，當然每個人的方式程度不同，但是還是會有抵抗。

　　但是，我們中國的商業(yè)化，文化的低俗化、庸俗化，從生產(chǎn)到消費，這樣的事情的發(fā)生，而且發(fā)生得如此迅速、全面，如此無孔不入，是在我們毫無警惕的情況下發(fā)生的，是在我們的物質生活層面得到不斷提升和改善的情況下發(fā)生的，這就更具有麻痹作用。所以，當我們中國人吃得越來越好，穿得越來越好，住得越來越好的時候，我們的思想、能力，我們的審美水平，我們隊精神生活的要求，我們對情感生活的探究這些能力，不得不說，它是在迅速下降的。這個過程，令我想起了一個大家都知道的寓言，我們是在一鍋冷水里的青蛙，水是一點點地加熱的，大多時候，我們都沒有足夠的警惕。

　　我們產(chǎn)品的庸俗化出現(xiàn)了高技術的支持，現(xiàn)在的網(wǎng)絡，更方便了。我經(jīng)常會去看一看圖書前二十五位排行，常常是色情小說占主要。色情對中國人這么重要嗎?我們遇到了很多這樣的問題，文學在網(wǎng)上高度色情化了，很多東西逃避現(xiàn)實，去穿越去玄幻去色情，如此而已。文學這樣下去可不可以?

　　今天，我們經(jīng)常談一個問題，中國這樣的國家，過去不強大的時候我們受欺負，今天我們強大了，可是世界不高興了，為什么?當然有專家們在電視里面講的國家關系、國家利益之間的矛盾，但是不是跟中國人的國際形象不好也有關系?我們出國就是去買東西，就是去采購，別的基本不會。中國五千年文明之邦什么時候成了一個如此物質化的世界?到法國去難道只是為了買五個LV的包包回來嗎?到英國去難道只是為了買幾件burberry風衣回來嗎?這樣不對吧?但是，這種情況確實在發(fā)生，如果這種情況發(fā)生在一個人兩個人身上，沒什么問題，問題是這種情況是大面積發(fā)生在幾乎所有中國人身上。

　　我們要不要說到抵抗這么嚴重，對商業(yè)社會，我想，從文化的角度講，不嚴重。前幾天，有個老朋友要編一本書，經(jīng)典文學，收錄一些短篇小說，他很高興地告訴我，阿來，你也有一篇文章被選為經(jīng)典了，你現(xiàn)在要寫一篇談論經(jīng)典的文章。其中，有兩句我是這么寫的：我們在一個沒有文化價值標準的時代，亂談經(jīng)典，我們連標準都沒有，我們只有一個經(jīng)濟標準來衡量一切事物；今天，我們把文化的成功與否跟產(chǎn)業(yè)的成功與否緊密地聯(lián)系在一起，談論經(jīng)典，是一件十分荒謬和虛妄的事。我還說了這樣一句比較激動的話，我說，現(xiàn)在人人都說現(xiàn)在是盛世，或許對于掙錢的老板來說，可能這個時代是盛世；對于為政一方的官員來說，這個時代也可能是盛世，但是，對我這樣一個對于文化有點敬畏心和責任感的人來說，今天就是一個亂世。亂世還談什么經(jīng)典?

　　有時候，中國社會有一個壞習慣，就是出了問題，沒人愿意承擔責任。媒體或者公眾，這個時候就會把責任推作家，說你們這些作家是精英，主要是你們自己，我們就不負這個責任了。要是你們寫了什么東西，好看就看看，不好看我就不看。我想這個責任是大家共同的，不是少數(shù)幾個作家的。出版集團、期刊、網(wǎng)站，大家都有責任。可能再過一時間，這種狀況也很難改變，因為我也不是一個樂觀主義者。但是無論如何，作為個人，我想我們可以做出自己的選擇。這個選擇，不是為了樹立個人形象。說大一點，今天中國所有的文化都是娛樂的。

　　我記得宋代的時候，有人批判說這個社會不正常。宋代是娛樂文化非常發(fā)達的時代。年輕人看到最光明的前途時，就愛唱歌跳舞。歷史上曾經(jīng)多次發(fā)生過一幕又一幕悲劇，北宋皇帝天天畫畫打馬球，金國把北宋滅了，遼國又把金國給滅了。遼國把北宋和金國的皇帝都俘虜之后，你們兩個就打球吧。那個時候，馬球可能相當于現(xiàn)在的高爾夫吧。

　　今天，我們的文化在全面娛樂全面參與的情況，好像覺得太平盛世到來了。但是，我們知道，太平盛世還遠啊，釣魚島的問題，新疆的問題，藏區(qū)也有問題，沒到全面狂歡的時候，中國人還要勵精圖治。這也是我為什么想起北宋這段歷史，有時候覺得相仿。雖然說這僅是一個文化問題，一個國家文化的問題。

　　我有些啰嗦了，到此為止。

　　(這是作者2012年10月在湖南毛澤東文學院《文學名家講堂》的演講，湖南第十一期中青年作家班歐陽朔根據(jù)錄音整理)

♦阿來簡歷♦

　　1959年出生于四川西北部藏區(qū)。

　　1980年畢業(yè)于馬爾康師學校。任鄉(xiāng)村教師期間開始業(yè)余文學創(chuàng)作。早期寫作詩歌，然后逐漸轉向小說創(chuàng)作。家鄉(xiāng)河流的名字是我第一本書(詩集)的名字：《梭磨河》。后陸續(xù)出版有短篇小說集《舊年血跡》、《月光里的銀匠》、《格拉長大》、《遙遠的溫泉》，長篇小說《塵埃落定》、《空山》、《格薩爾王》，以及隨筆集《大地的階梯》、《就這樣日益豐盈》、《看見》。

　　曾獲得茅盾文學獎，華語文學傳媒獎，少數(shù)民族文學駿馬獎等十數(shù)個文學獎項。

　　部分作品翻譯為不同語種英、法、德、意、西班牙、葡萄牙、日、韓國等十多個語種在十數(shù)個國家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