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么些年來，文學的邊緣化已是一個不爭的事實，這其中有大背景大環(huán)境的問題，也有電子信息化時代人們閱讀取舍的問題。文學影響的勢（式）微，或平面?zhèn)髅阶x物的影響勢（式）微是一種必然的趨勢，這其中當然包括詩歌的體裁。我可以肯定地說，此后教育與人才的選拔，絕對不會再出現(xiàn)古時代僅憑一首詩詞歌賦的才能來進行甄選的現(xiàn)象了，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紅旗歌謠”的現(xiàn)象，也會是一去不復返了。但是，詩歌藝術本身的發(fā)展和繁榮，必定會循著它自身的規(guī)律走下去，這一點是毫無疑問的。然而，當前許多關注詩歌藝術的專家、學者、詩人，對于詩歌藝術的探討和摸索，往往都只從詩歌藝術的語言、結構、傳統(tǒng)或西方元素的引進等微觀視角去做文章，缺少一種宏觀的視角去看問題。因此，其結果是找不到解決阻礙詩歌藝術發(fā)展的根本問題，更找不到打開解決問題大門的鑰匙，其探索往往是得不償失。其實，自上世紀九十年代以來，阻礙詩歌藝術發(fā)展，和造成詩歌藝術受眾面縮小的最根本問題，就是詩人在詩歌創(chuàng)作過程中，大多沒有處理好詩歌寫作的個性與共性的問題，也就是沒有更多的關注詩歌的社會性問題。當前詩人們寫作，多從詩歌藝術的語言、結構或西方元素的引進等個性方面，也就是說多從作品的內(nèi)部來尋找原因和突破，多局限于詩人的個性體驗，割斷了詩歌與社會、現(xiàn)實之間的聯(lián)系。有些詩人只考慮怎么寫的問題，少去考慮寫什么的問題，甚至有詩人把詩歌寫作當成一種詞語的游戲。試想，這樣寫出來的作品，有什么實在的意義，廣大讀者還有什么閱讀的必要呢？在社會環(huán)境與閱讀氛圍無法改變的情況下，我們的詩人何不調(diào)整自己的寫作傾向來改變現(xiàn)狀？詩人的寫作要彰顯詩人獨有的情懷，為什么不可以走向心靈之外，尋找更廣泛的普世價值？詩人應當有社會良知，有一顆對故鄉(xiāng)、祖國、人民的熾熱的愛心，保持對時代、社會、人類等多視角的關注。當然，我們不能只注意社會生活化的表象，我們要多注意民生社會精神與道德的東西，避免詩歌寫作的社會性被庸俗化、淺顯化了。

筆者的文學路程是從學詩開始起步的。從1981年開始發(fā)表詩歌作品算起,本人己走過了三十余年的文學之路。這期間不管是哪一個階段，我雖然也寫散文、小說、報告文學，但我一直沒有停止對詩歌的熱愛和寫作。三十多年來，我一直在探索怎樣寫好詩，讓詩歌成為照亮社會、照亮人們心靈的神燈！我三十余年來的體驗是：詩人的創(chuàng)作過程中，要處理好共性與個性的問題。也就是說，要想清楚寫什么的問題，思考好怎么寫的問題。當前詩歌界的詩人們，寫什么的問題多數(shù)沒有處理好，強調(diào)個人的體驗，忽視社會化的大生活，以致于我們的創(chuàng)作越來越被社會所忽視。詩人們在怎么寫的問題上同樣走入了誤區(qū)，許多詩人探索了一輩子，還停留在語言、結構或西方元素的引進上。其實，這個問題還在唐代詩人杜甫、白居易等前人的詩歌實踐中，早就為我們克服了這個難題。就是現(xiàn)代詩歌現(xiàn)象中，也為我們準備了印證的實例。如席慕蓉、汪國真現(xiàn)象就是生動的例子。我們的現(xiàn)代詩歌發(fā)展體驗的路程，恰好說明處理好詩歌寫作個性與共性的重要性。詩人們要在個性化的語言和個性化的體驗上下功夫，要努力使自己的詩歌寫作介入社會生活的深度和廣度，同時也要注重詩歌寫作過程中，表現(xiàn)好個體獨有的情感體驗。倘若詩人懂得把錨拋在人們的心坎上，便永遠不會與人性脫離，詩歌就能像迅捷的向?qū)б粯?，毫不費力地穿越人類所有的邊界。想清了這些問題，詩人便會明白：我們該寫什么，又該怎么去寫的問題。

詩歌寫作的個性與共性問題，本是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個性強調(diào)的是獨有的個性體驗，共性強調(diào)的是體驗的社會性。詩人的詩歌作品，能夠用個性化的體驗和語言，去表現(xiàn)具有社會性的對象與內(nèi)涵，那就是好詩。詩人洛夫曾經(jīng)說過，詩人應是詩歌的奴隸詩歌語言的主人。是的，詩人在自己的創(chuàng)作實踐中應時刻自醒，在自己的矢志追求中應明白自己不足。我的習詩之路就是這樣：在不斷否定自己又不斷樹立起自己的追求方向。我在詩歌創(chuàng)作實踐中，詩語言的口語化探索和詩歌意境的寓言式創(chuàng)造，就是一種對自己詩歌創(chuàng)作的固有方式的否定式的再建立。詩歌意境的寓言式創(chuàng)造，其實也不是一個新概念，漢詩的發(fā)展過程中就一直有寓言詩的存在。但是，口語化探索和寓言式意境合為一體進行探索就是一個嶄新的概念。我以發(fā)在《人民文學》上的《一只闖進城的鳥》為例：

一只鳥因鴿哨的誘惑

跟著鴿群闖進了城市

天黑了它找不到自己的家

找不到家的鳥十分后悔

它只得整夜里在燈光下亂飛

沒法子睡覺也沒法做個好夢

更使它難受的是沒找到做愛的伙伴

第二天天剛亮 鳥疲困極了

急匆匆飛回了森林中的家

它跟鳥們說 城市

可不是個好地方

沒有做夢的林子

也找不到做愛的伙伴

甚至連個安家的地方也沒有

就連那些炫耀的鴿子

也都住在別人的屋檐下……

這樣的詩，老百姓都聽得懂，寓意也十分明了，這樣的探索其意義就極其有益。詩界前輩韓作榮老師概括式點評為“城市與鄉(xiāng)村的寓言”，就具有我詩歌實踐過程中經(jīng)典式的意義了。與此同時，我也大膽地倡導：詩人要“用詩歌藝術的光芒去照亮人們！”詩評家劉強先生曾說：曉平是通過“詩人優(yōu)美情感的洗滌，形成一種極富特色的詩人哲學，提煉成一種豁達、超然，而又切合實際的人生境界，更讓你寄情山水，去過真正崇實務本的人生（詩外隱喻），以‘出世’精神做好‘入世’的事業(yè)。”

生活是多元，文學也是多元。一個時期來，中國詩壇是遠離人民的，嚴格地說體現(xiàn)不了文學的多元化。詩人們要么缺鈣，寫出來的東西總是輕飄飄的，遠離生活的本質(zhì)；要么捉迷藏，把神圣的詩歌藝術當作玩弄語言文字的游戲，故意讓人讀不懂，裝作詩人的高深，孤芳自賞，遠離人民與生活，讀詩如墜云里霧里。詩人們?nèi)狈σ环N照亮人民與生活的主人翁精神與責任，只是在一種自己釀造的怪圈里玩弄所謂的詩歌藝術，詩人們照亮的只是自己，其結果是人們把他們遺忘。詩歌藝術也逐漸邊緣化，失去了它作為戰(zhàn)斗號角的作用。在詩歌寫作的問題上，小說家似乎比詩人思考得更透徹。何立偉先生奉獻的中篇新作《一個詩人的世俗生活》里的主人公啞馬的人生命運，被人們、親朋、好友乃至時代所疏遠、孤立、遺忘。啞馬自己有一首詩叫《遺忘》：

我將被黑暗帶走

就像深沉的夜帶走它的流星

由此我不會被人提起

我的臉在時間中模糊，猶如歲月

那些將我遺忘的人

會記住我寫下的詩行：

我行走之時，通體發(fā)光

但我只是照亮了自己

立偉先生的新作，無疑是對生活、人生命運的深刻思考，是對近二十年來中國詩人命運與時代生活關系的深刻剖析。我讀完《一個詩人的世俗生活》后，很自覺地思考到一個人們無法回避的問題：詩人不應只照亮自己。詩歌藝術的本質(zhì)是反映生活，概括生活，同時又高于生活。違背了這一本質(zhì)就是違背了詩歌藝術規(guī)律。其命運必將是被人民疏遠、孤立、邊緣化乃至遺忘。這就是給詩人們的當頭棒喝！

小說寫的是詩人啞馬人生命運的逐漸邊緣化過程，演示的是詩人背離親友和生活，也必被親友和生活逐漸疏遠和揚棄的道理。既是小說情節(jié)發(fā)展的必然，也是詩歌和詩人命運發(fā)展的必然。我國新詩的發(fā)展，“五四”時期是一個高峰，抗戰(zhàn)時期和新中國之初又有所發(fā)展，具體表現(xiàn)出在詩歌藝術來源于生活、反映生活，反過來又激勵生活、鼓舞生活，深深地影響生活的量與質(zhì)的發(fā)展和提高。上世紀七十年代末，各種禁錮被打破，詩歌藝術也走入了一個啟蒙、浪漫的時代，尤其是八十年代，詩歌藝術也充滿著歡欣鼓舞的氣氛和理想的色彩，大量的詩人涌現(xiàn)和大批優(yōu)秀詩歌作品的產(chǎn)生便是最好的證明。隨著朦朧詩派的誕生，各種詩潮風起云涌，大量的西方哲學、美學、文學等觀念和理論的涌入，造成了詩歌流派的繁榮，也使詩歌藝術迷失方向，脫離群眾與生活。最終導致了詩人們走入了一個孤芳自賞的境界，使詩人們喪失了責任和壓力。《一個詩人的世俗生活》便是典型和例證，但它是小說藝術對生活的概括。立偉先生雖不寫詩，但他始終在思考詩歌藝術的發(fā)展。其實，他就在思考詩歌寫作的個性與共性問題。他小說中的主人公詩人啞馬自始至終是迷茫的，他的《行步》也是迷茫的：

在我左手，是高樓

在我右手，是人流

在我前方，是欲望

在我后方，是追趕欲望的狗

在我頭上，是的，只有在那

無邊的上面

我暫還沒望見什么東西

讓我涌出一行行憂愁

正因為如此，迷茫的詩人對人民和生活永遠也是《陌生》的，還缺乏一種叫自醒的東西：

我對陌生一點都不害怕

因我對你，對他來說

也是陌生的

就是說，什么都看不見

在這條又長又短的路上

我每天都是盲人

我想：盲人不能照亮自己，但可以照亮別人，只要有種主人翁的責任和精神。詩人不是盲人，他們的詩歌藝術，不但可以照亮自己，更主要是要概括反映火熱的生活，用詩歌藝術的光芒去照亮人們。也就是說，詩人們獨特的個性體驗，要反映共性的社會生活，詩人們要用自己的詩性光芒，去輝耀社會生活的空間！

（劉曉平系中國作家協(xié)會會員、湖南省文聯(lián)委員、省作協(xié)理事，現(xiàn)任張家界市文聯(lián)主席，已出版文學著作十二部，其作品入選過中學語文課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