甫躍輝

 

　　也許你曾是少年，你有過夢想，夢醒時分，有人投降，有人假寐，有人把靈魂交給魔鬼，而你當去往何方?

　　甫躍輝最新出版的小說集《萬重山》分為四輯，收入了近年來創(chuàng)作的17篇中短篇小說。其中，“現(xiàn)實種種”以從鄉(xiāng)村來到大都市的青年學生、知識分子為主角，圍繞他們的愛與死、恐懼和孤獨，記錄其內(nèi)心的成長與掙扎；“父輩們”講述上代人的苦難；“孩子們”描寫當下的舊日鄉(xiāng)村以及“外省青年”返鄉(xiāng)后見證的今昔變遷，有幾分魯迅《故鄉(xiāng)》的調(diào)子；“虛妄種種”直接將幻想與現(xiàn)實交融，表現(xiàn)出對人類荒誕處境的諷刺、憐憫和困惑。《萬重山》寫盡了人生的種種現(xiàn)實與虛妄。近日，中國作家網(wǎng)記者采訪了甫躍輝，聽他暢談《萬重山》背后的故事。

 

　　甫躍輝小說集《萬重山》，世紀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6月出版

 

　　以一種回望的眼光看待故鄉(xiāng)

　　記者：你在上海待了多長時間?它對你的文學創(chuàng)作產(chǎn)生了什么樣的影響?

　　甫躍輝：我在上海已經(jīng)待了17年。2003年參加高考考到復旦大學，后來就一直留在上海。上海對我的影響是多方面的。

　　上海經(jīng)濟發(fā)達、人口密集，是一座現(xiàn)代化的大城市，它讓我看到了現(xiàn)代都市生活繁華的樣貌。而我來自云南邊疆的保山市施甸縣，那里無論是地理位置還是文化上都較為偏遠和邊緣。這兩個地方的差異特別大，于我而言，那種巨大的沖擊力和差異感非常明顯和強烈。

　　此外，它對我可能還有一種反向作用，如果我不離開家鄉(xiāng)來上海，那么，我可能不會以一種回望的眼光看待自己的故鄉(xiāng)。有時候，你待在一個太熟悉的地方，很容易就會忽略一些人和事，但當你離開后，那些被忽略的人和事可能就會引起你的關注和思索。我從家鄉(xiāng)來到上海，處在一種強烈的對比狀態(tài)中，家鄉(xiāng)的很多東西就會被我“重新發(fā)現(xiàn)”。這肯定會影響我的寫作。

　　記者：這和魯迅先生離開紹興后再回望紹興有相似之處。

　　甫躍輝：對。有相似的地方。但我覺得也有不同，紹興雖然不是一個龐大的城市，但在地理和文化上并不邊緣。而我的家鄉(xiāng)保山就不一樣了，所以，對我來說，沖擊力和差異感肯定也是不一樣的。假如我來自河南、安徽等地，可能也不會有這么強烈的差異感。

　　記者：對你來說，這種差異主要體現(xiàn)在哪里?

　　甫躍輝：一是物質(zhì)方面。在老家，天空是不被遮擋的，我會經(jīng)常抬頭看天空和漂浮的流云，看遠處的大山和土地。山川草木、河流大地，這些都在我的視線之內(nèi)。我在看天空的過程中，似乎也能看到一個更大更遠的地方。來到上海后我看到的更多是高樓、街道和來來往往的車輛、行人。有一段時間，我住在上海市中心，我發(fā)現(xiàn)自己幾乎不怎么看天空，我看的基本都是人，而且以一種平視的視角。

　　還有一點，人與人的交往方式也不一樣。我在老家，會經(jīng)常串門，大家都很熟悉，因為農(nóng)村人少，其實是一個熟人社會；在城里的話，有時候也會與朋友聚會，但感覺還是不太一樣。在老家，人群相對單一、熟悉，而在上海，可能就要復雜得多，有時候還會隱約感覺到人和人相互較勁兒，但我在老家，和朋友們相處，是很松弛的狀態(tài)。這都是一些細微的體會，但也許正是這些細微的體會，不知不覺影響了我的創(chuàng)作，讓我重新“發(fā)現(xiàn)”老家，看到更“復雜”的人群。

　　“萬重山”：我想寫出人處于這個世界的狀態(tài)

　　記者：《萬重山》的書名并非書中某一篇的題目，而是直接以“萬重山”命名，你是如何考慮的?

　　甫躍輝：這可能與我的偏見和執(zhí)念有關系。用集子中某一篇作為小說集的題目幾乎成為當下出版的慣例。我以前也這樣，很多小說松散、隨意，關系并不緊密，出版的時候，我也很隨意地把它們放在一起，并未作太多考慮。其實，這不是我喜歡的樣式。我特別希望一本書有一本書的樣子，我也更愿意另起一個書名，用來統(tǒng)攝全書?，F(xiàn)在如果出版小說集，我在篇目的順序上挺“計較”的，哪篇在前，哪篇在后，都有自己的考慮，希望入選的小說聯(lián)系更緊密。以前這方面做得不夠，今后還會更注意一些。我尤其不想這本書里出現(xiàn)的篇目，在另一本書里同時出現(xiàn)(除非點明了是選集之類的)，不然的話，新書就不稱其為新書了，而且也對不住買書的讀者。

　　用“萬重山”命名，與李白的詩句“兩岸猿聲啼不住，輕舟已過萬重山”有關系。這句詩讓我讀出一種光陰不可駐留的無奈，有時間的概念；另外，“萬重山”本身也具有空間上的概念，讓我看到人在跨越重重阻礙時的艱難和執(zhí)著。

　　記者：在目錄設置上，《萬重山》與你之前的小說集《魚王》《動物園》《安娜的火車》等也不一樣。這是你自己的考慮，還是出版社編輯和你共同商量定下的?

　　甫躍輝：這是我自己想的。當初我把書稿命名為“萬重山”，在目錄設置上分為“現(xiàn)實種種”“孩子們”“父輩們”“虛妄種種”四部分，意在講述人的一生。第一部分“現(xiàn)實種種”是最重要的一部分，接近140頁，幾乎占據(jù)了這本書的二分之一。這部分里的4篇小說《云變》《斷篇》《隱我》《血鴿》，聚集在特定的人物身上，而人物之間又有關聯(lián)，講述的都是剛從學校畢業(yè)走進社會的“李生們”生命中的某個“片段”或者面對這個世界的某種狀態(tài)。最后一部分“虛妄種種”寫的有些“怪異”，我覺得這也是人生的一種狀態(tài)或形式。而且，“現(xiàn)實種種”中有虛妄，“虛妄種種”中也有現(xiàn)實，彼此關聯(lián)，互相照應，整部小說在整體上形成關聯(lián)。

　　記者：第一部分“現(xiàn)實種種”是在都市背景下展開敘述的，氣氛有些緊張、劇烈。而第二部分“孩子們”和第三部分“父輩們”都是在鄉(xiāng)村背景下展開敘述，氣氛緩和、輕松，甚至有一些溫暖的成分。

　　甫躍輝：剛開始寫作時，我就發(fā)現(xiàn)了這一點。我在寫鄉(xiāng)村題材時，好像可以感覺到露珠花草、山川大地，敘述的節(jié)奏和使用的詞匯都不太一樣；寫城市題材時，又是另外一種感覺，有些距離感，調(diào)子可能有些灰色。當然，這并非我有意為之，而是寫作時一種自然而然的狀態(tài)。

　　還有一點比較重要，我覺得單一地去講“鄉(xiāng)村題材”或“城市題材”，可能都未必恰當。當下的寫作，要不“鄉(xiāng)村題材”，要不“城市題材”，即便去寫存在過渡地帶的小城、小縣、小鎮(zhèn)等主題，其實也屬于“城市題材”的一種樣貌。但是，如果以這樣的方式去看待小說創(chuàng)作，我個人覺得可能還是太簡單了。當我創(chuàng)作的時候，其實并不是沖著“寫城市”或者“寫鄉(xiāng)村”去的。在我看來，這兩者不是割裂的，也不存在對立。從文學創(chuàng)作的角度來講，我也不太贊成塑造“都市”的人或者“鄉(xiāng)村”的人這種說法，我更愿意看到一個人，如何面對這個世界并經(jīng)歷很多事情。而我想把這樣一個人的體驗和經(jīng)歷寫出來。比如《隱我》這篇小說的背景雖然設置在城市，但如果換成鄉(xiāng)村，他也會經(jīng)歷很多和外在世界的碰撞。這篇小說叫“隱我”，就是“隱藏的自我”，主人公李生面對這個世界，經(jīng)常會產(chǎn)生一些想法，這些想法是他對所身處世界的反饋。

　　通過孩子的眼睛，“把住一些把不住的事體”

　　記者：“孩子們”這一部分都選取了孩子視角敘述，“父輩們”中的《見鬼》《父親的手指》雖然寫父親，其實也是孩子視角，你很偏愛用孩子視角去敘述?

　　甫躍輝：剛開始寫作時，我就寫過很多關于“孩子們”的小說，也選擇用孩子視角，我的第一部小說集《少年游》里就有好幾篇。我覺得孩子要比成年人更能感知這個世界。比如小朋友會問：人是什么做的?樹和樹葉是什么做的?鐵塊是什么做的?成年人很少去關注這些問題，甚至有時候，作為成年人的我們會把很多事情視為理所當然。我們感知這個世界的能力似乎在退化。孩子們則不一樣，世界在他們眼中永遠是新奇的。當我告訴小朋友，“天上那個叫月亮，那個叫彩虹”，我就感覺好像重新給事物命名，整個世界都是嶄新的。選擇孩子視角，其實也是想寫出孩子與世界的某種聯(lián)系，希望通過孩子的眼睛，看到不一樣的世界，或者說看到那個尚未被命名的世界。

　　記者：“孩子們”這部分有5篇小說，主人公都是孩子們，如果他們和這個世界建立聯(lián)系，似乎都會選擇某種“中間物”。比如《滾鐵環(huán)》中的“鐵環(huán)”，《春天有冰》中的“冰棒”，《灰狗》中的“灰狗”，《鸚鵡螺》中的“鸚鵡螺”，《除夕夜憶舊》中的“二十塊壓歲錢”。等到這些孩子長大，到了上海，成為“顧零洲”“李生”，他們身上與世界之間的“中間物”似乎就消失了。

　　甫躍輝：你這個說法挺獨特。我覺得人物是有潛意識的。世界在孩子眼中是新奇的，他們想要了解世界，可能就會借助于某種“中間物”，但是他們自己并不確定這個“中間物”是否恰當。小說《滾鐵環(huán)》《春天有冰》中的孩子其實都有些迷茫。滾鐵環(huán)的男孩終于有機會滾動鐵環(huán)時，他卻感覺，在鐵棍和他的手之間、在鐵棍和鐵環(huán)之間、在鐵環(huán)和地面之間，始終都會有一個大大的填不滿的空隙，其實，他和整個世界都是隔絕的?！洞禾煊斜分械哪泻①u掉了很多冰棒，可他還是感覺從未有過的被忽視。在小說里，我寫過這樣一句話：“他站在冰山上，冰山正迅速融化，他越來越大聲地呼喊，聽到的只是來自天空的自己的回音。”

　　這讓我想起馮至《十四行集》最后一首詩里的句子：“向何處安排我們的思想?但愿這些詩像一面風旗，把住一些把不住的事體。”我覺得，孩子們想用這些“中間物”“把住一些把不住的事體”。

　　“死亡像一面鏡子，我們都在它的觀照下生活”

　　記者：《萬重山》中的部分小說，好像比較關注“死亡”。比如《云變》中穿紅色連衣長裙的女孩自殺,《隱我》中主人公李生自殺未遂，《血鴿》中主人公余晚的被殺等。

　　甫躍輝：我本就經(jīng)歷過很多“死亡”事件，很小就看到過親人的死、鄰居的死。有時候，還會產(chǎn)生一些跟死亡相關的想法。比如站在很高的樓頂往下看，可能會想跳下去了會怎樣，嚇得自己趕緊往后退。小說《隱我》的主人公確實有過一閃而過的自殺念頭，其實他也就想一想而已。主人公李生的那些念頭是一種潛意識，可以理解為他釋放壓力的一種形式吧?！堆潯穪碜杂谝粋€真實的故事，我是聽別人講的，幾個人輪流給我講述，最后我就選擇“每人講一段”這種形式。當然，很多情節(jié)是虛構(gòu)的。

　　記者：為什么要寫這樣的和死亡有關的故事?

　　甫躍輝：我記得有一次跟一個年近五十的作家聊天，他說他從來沒見過死人，我當時就覺得很驚訝。我是見過一些死人的。我小時候生活在農(nóng)村，村里上了年紀的老人去世，有年輕人自殺，我有時候就會跑去看。寫這樣的故事，可能和這些經(jīng)歷有關吧。小時候，我有時候會想，人死掉了，再也不會存在，那種絕望感深深刺激著我，現(xiàn)在長大了，就沒有那么強烈了。我還寫過一篇小說《阿童尼》，收在另外一本小說集《這大地熄滅了》，故事的核心情節(jié)也來自真實事件。我有一位表哥死于白血病，前一天我去看他，盡管體力很弱，他自己還能站起來上廁所，結(jié)果第二天他就死了。對作家來說，面對這樣的題材，還是要慎重處理。我主要還是想寫出人在這個世界的一種狀態(tài)。死亡也是生命的一種狀態(tài)，我們每個人都知道它遲早會來臨，在死亡面前，誰都逃不掉。我們其實是在死亡的觀照下生活的，它就像一面鏡子。

　　告別“顧零洲”和“李生”，嘗試創(chuàng)作“遠征軍題材”

　　記者：你的小說距離你的生活近嗎?如何看待小說創(chuàng)作與生活的關系?

　　甫躍輝：我的小說距離自己的生活其實蠻遠的。有一些小說看似跟我的生活很近，實則沒有關系，都是虛構(gòu)的。舉個例子，啟發(fā)我寫小說《魚王》的原因是我爸講的一件事，很多年前，我們縣最大的水庫——蔣家寨水庫水位下降，有人去抓魚，用了很多層網(wǎng)撈起來一條巨大的魚，那條大魚把魚網(wǎng)都掙破了好多層。這個故事很簡單，三兩句話的事，但轉(zhuǎn)化為小說，顯然要復雜得多。但無論小說和寫作者的關系遠近，小說都是作者思想的投影。如果不是這樣，寫小說豈不成了撒謊?正如福樓拜所說，包法利夫人就是他自己。

　　記者：你理想中的短篇小說是什么樣的?

　　甫躍輝：從篇幅和小說中的時間跨度來說，我覺得短篇小說大致可以分兩種。一種類似于巴別爾的《騎兵軍》、馬爾克斯的《禮拜二午睡時刻》等等，篇幅特別短，內(nèi)容也幾乎就是一個片段，但它也有一個起承轉(zhuǎn)合的故事。還有一種類似于喬伊斯的《都柏林人》，篇幅長一點，小說處理的時間也長，類似的還有?？思{的《獻給愛米麗的一朵玫瑰花》、辛格的《傻瓜吉姆佩爾》和魯迅的《孤獨者》等等。當然，這種分類顯然是很粗糙的。要說理想中的短篇，我理想中的小說是這樣的：能夠在短小的篇幅里，“初極狹，才通人”，最終卻能“豁然開朗”，看到廣闊的世界。

　　記者：你如何看待目前的創(chuàng)作狀態(tài)?

　　甫躍輝：我自己感覺這幾年的創(chuàng)作狀態(tài)不太好，至少我不太滿意。在寫作過程中，我經(jīng)常特別焦慮，經(jīng)常產(chǎn)生特別強烈的自我懷疑。

　　我想，我要走出現(xiàn)在的世界。作為一個寫作的人，肯定要避免創(chuàng)作的重復。我在《這大地熄滅了》最后一篇小說的末尾，借小說主人公之口說“顧零洲，再見了”。以后可能也不會再去寫“顧零洲”“李生”這種類型的人物了。

　　記者：那么會寫什么樣的題材?除了小說，你還寫其他體裁的作品嗎?

　　甫躍輝：我可能會寫一系列關于遠征軍題材的短篇小說?？谷諔?zhàn)爭時期的松山戰(zhàn)役就發(fā)生在我的老家云南保山，那是一段應該被銘記的歷史。我看過一些關于遠征軍的資料，很多故事真是驚心動魄。戰(zhàn)爭，是人性的極端的實驗場。比如，有一名遠征軍士兵被日軍抓到，被日軍塞進汽車輪胎里，從山頂滾到怒江里去。再比如，幾名遠征軍遇到一個落單的日軍士兵，日軍士兵下跪求饒，遠征軍沒殺他，把他俘虜了，然而沒走多遠，遇到了日軍的大隊人馬，幾名遠征軍反過來被俘虜了，被拉到日軍駐地，被之前向他們下跪的日軍士兵殘忍殺害了……這樣殘酷的歷史細節(jié)，生于和平年代的我們太難想象了。作為一個寫作者，我想把這樣的故事寫出來。

　　說到其他體裁，我一直在寫詩和散文。2017年開始在《文匯報·筆會副刊》開設散文專欄 “云邊路”，今年會結(jié)集成同名散文集，大概有二十萬字。散文寫作的主題性比較強，都是關于云南保山的。但我寫保山，不是簡單介紹風景風俗的寫作，而是更愿意把保山看成一個望遠鏡，通過它看到更大的世界。另外，平時我也一直在寫詩，從2000年到現(xiàn)在，二十年了，雖然極少發(fā)表，但一直斷斷續(xù)續(xù)在寫。以前是手寫，后來在電腦上寫，現(xiàn)在是在手機上寫，從去年到現(xiàn)在，我在手機上大概已經(jīng)寫了五萬多字的詩了。這些作品，在不同層面上豐富著我的文字世界。我想看看，面對同樣的世界，不同的文體，邊界在哪兒，極限在哪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