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入學習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國文聯十一大、中國作協十大開幕式上的講話》

2021年，中國文學界最引人矚目的大事、盛事，當屬中國作家協會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召開。大會歷時4天，千余位代表、嘉賓參加了這次文學盛會；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壓力巨大的背景下，此次作代會最終如期、順利、圓滿地召開并完成了各項議程，這無疑構成了中國當代文學歷史上一份獨特且珍貴的回憶。

12月14日，習近平總書記出席中國文聯十一大、中國作協十大開幕式并發(fā)表重要講話。習近平總書記從“心系民族復興偉業(yè)，熱忱描繪新時代新征程的恢宏氣象”“堅守人民立場，書寫生生不息的人民史詩”“堅持守正創(chuàng)新，用跟上時代的精品力作開拓文藝新境界”“用情用力講好中國故事，向世界展現可信、可愛、可敬的中國形象”“堅持弘揚正道，在追求德藝雙馨中成就人生價值”五個方面，向全國廣大文藝工作者提出希望、發(fā)出號召。習近平總書記的重要講話深刻闡述了新時代新征程上文藝的地位作用、方針原則、目標任務、基本要求，習近平總書記關于文藝工作的重要論述是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文藝觀的重大創(chuàng)新和飛躍，在新的歷史方位上為中國文學指明了方向、擘畫了藍圖。

中國作家協會黨組印發(fā)的《關于認真學習貫徹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國文聯十一大、中國作協十大開幕式上重要講話的通知》中，對總書記重要講話的重大意義表述如下：“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國文聯十一大、中國作協十大開幕式上的重要講話，高度評價了黨的百年奮斗歷程中文藝工作發(fā)揮的重要作用，充分肯定了黨的十八大以來文藝戰(zhàn)線取得的豐碩成果，深刻闡明了新時代新征程上文藝工作肩負的重大使命，科學回答了事關文藝事業(yè)發(fā)展的一系列重大問題，對廣大文藝工作者提出殷切希望，對做好文聯作協工作提出明確要求。這一重要講話豐富發(fā)展了馬克思主義文藝觀，是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中國化的最新成果，是推動作協工作和文學事業(yè)鑄就新時代雄偉藝術高峰的綱領性文獻，為廣大作家和文學工作者樹立大歷史觀、大時代觀，推進新時代文學事業(yè)繁榮發(fā)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具有重大現實意義和深遠歷史意義。”具體到文學理論評論的專業(yè)領域而言，在理論與實踐兩方面，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國文聯十一大、中國作協十大開幕式上的講話》都是2021年出現的最重要、影響最深遠的文本。

中國作協十大與“新時代文學”概念

中國作協十大審議通過的、張宏森代表中國作協第九屆全國委員會所作的《高舉偉大旗幟 全面推進新時代文學高質量發(fā)展 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貢獻力量》的工作報告，在總結過去五年工作、規(guī)劃未來五年工作的內容之外，還設置了一個理論性很強、引起文學界廣泛關注的板塊，即對“新時代文學”的專門論述。報告將“新時代文學”明確作為中國文學發(fā)展歷史上的新階段、新概念、新命名正式提出：“回顧黨的十八大以來的實踐，總結過去五年的經驗，我們可以滿懷自豪地宣告……我們在新時代的偉大征程上迎來了中國文學發(fā)展的嶄新階段，翻開了中國文學史新的壯麗篇章，新時代文學的廣闊天地正在我們面前浩浩蕩蕩地展開?！眻蟾嬉浴靶聲r代文學是……的文學”的句式，從“書寫中華民族新史詩，凝聚偉大復興精神力量”“以人民為中心，激勵人民創(chuàng)造美好生活”“以提高質量為根本，奮力鑄就藝術高峰”“以創(chuàng)新為動力，勇于拓展新空間塑造新形態(tài)”“堅定文化自信，光大中國氣派中國風范”“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建設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園”“參與人類命運共同體構建，體現廣大人類關懷”“主動融入現代傳播格局，有力證明文學地位價值尊嚴”八個方面，明確了“新時代文學”的使命任務和要求，對“新時代文學”給出了定位、展開了闡釋。同時，可與報告相參照對讀的，還有十代會前在《求是》雜志刊發(fā)的中共中國作家協會黨組署名文章《新時代文學要牢記“國之大者”》。

“新時代文學”迅速成為文學界討論的“熱點”“熱詞”。就最直接、最技術性的層面而言，“新時代文學”概念的提出，為文學界指稱、言說當下文學現場及其中思潮、現象、作品的評論實踐，提供了官方而權威的“所指”命名，進而體現、回應了文學界對當下文學現場的高度重視和熱切期待。正如中國作協主席鐵凝在《中國作家協會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閉幕詞》中所說：“這些日子，會場內外，我們聽到最多的詞是‘新時代新征程’，是‘新時代文學’。我相信，我們每一個人對我們所處的歷史方位有了更深刻的體會，對新時代文學的壯闊前景滿懷信心和期待?！聲r代文學’不在別處，它就在我們前行的路上，經由我們篤定恒心、精益求精的創(chuàng)造而徐徐展開?！蹦壳?，對“新時代文學”的梳理、觀察、思考、闡釋、討論，已經在文學理論評論界不斷展開，并且顯然將在未來持續(xù)深入下去。

黨史與文學史：對百年來中國文學的概括表述

2021年是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段膶W評論》《中國當代文學研究》等重要刊物，都推出了“慶祝建黨100周年”相關主題專欄。圍繞一百年來中國文學的發(fā)展道路、經驗成就、結構規(guī)律，文學理論評論界展開了成規(guī)模、系統(tǒng)性的研究，產生了一批優(yōu)秀成果。

一方面，是以“黨的百年”為母題、總題，向內細論“文學的百年”。“文藝事業(yè)是黨和人民的重要事業(yè)，文藝戰(zhàn)線是黨和人民的重要戰(zhàn)線”這一表述，體現了文學內含于黨和國家總體事業(yè)這一認知及事實。許多文章深入研究分析了中國共產黨領導文藝事業(yè)的方式方法、成就經驗，梳理了中國文學是以怎樣的方式參與了百年來社會、政治、國家話語等的建構。王蒙《文學里的黨史與黨史中的文學》、董學文《黨領導文藝工作的豐功偉績和基本經驗》、仲呈祥《黨的領導是文藝繁榮的根本保證》、白燁《四時花似錦，文苑氣象新——黨的文藝方針政策與當代文學事業(yè)的發(fā)展》、蔣述卓《國家話語與新中國文學的特征》、杜學文的《百年奮斗光輝歷程中的文學貢獻》、范玉剛《文藝在高揚人民性中與偉大建黨精神的契合——習近平總書記“七一”講話的文藝視角解讀》等文章，分析論述了中國共產黨領導文藝工作的歷史實踐，總結闡釋了中國共產黨繁榮文藝事業(yè)的方式路徑和百年風貌。

另一方面，是以“黨的百年”為坐標系、參照系，向外梳理“文學的百年”。同是“五四”新文化運動（或更廣義的“中國開啟現代化進程的需求”）的產物，黨的歷史與中國新文學的歷史，在歷史邏輯、內在動力和思想脈絡上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彼此命運相通、軌跡相疊，可作“互文性”“共生性”的參照。吳義勤《百年中國文學的紅色基因》、陳思和《建黨百年與當代文學研究》、賴大仁的《人民文藝的百年歷程：理論與實踐》、張福貴《百年黨史與中國新文藝的邏輯演進及藝術呈現》，皆由此思路展開。陳曉明在《文藝爭鳴》雜志連載刊發(fā)“百年中國文學開創(chuàng)的現代面向思考”系列文章，從傳統(tǒng)轉向現代的面向、世界性的面向、人民性和大眾化的面向、文明敘事的面向、“后文明”視聽時代寫作的面向等五個方面切入，嘗試對過去百年的中國文學作出總體性的概括和表述，形成了頗具體量和分量的研究成果。

文學理論評論的自我建設

2021年，中央宣傳部、文化和旅游部、國家廣播電視總局、中國文聯、中國作協等五部門聯合印發(fā)了《關于加強新時代文藝評論工作的指導意見》?！拔膶W理論評論的話語建構和自我建設”這一被談論多年的話題，由此被推上了更高的“熱度”、賦予了更迫切的必要性。

由即將問世的《中國當代文學批評史》項目而來，吳俊在2021年發(fā)表了《批評史：國家文學和制度規(guī)范的視閾》《從文學批評到批評史、當代文學批評史及其學科建設問題》等文，涉及文學批評的觀念和立場、當代文學批評和批評史的學術學科建設、當代文學制度視閾中國家文學權力機制對文學和批評實踐的影響等諸話題。姚文放《回到文學經典/服務當下現實：生產性文學批評的功能取向》一文，通過梳理伊格爾頓、布魯姆等人的觀念理解及意見分歧，探討了“文學批評功能何在”這一對當下中國文學批評實踐依然重要的命題。張旭東《走向當代中國文學批評闡釋的再理論化》一文，則是經由《美學與政治》一書中譯本的面世，步入“什么是理論”“理論何為”“理論旅行”和理論“時間差”等根本性的話題域。關于書題中“美學”與“政治”的范疇對舉，張旭東寫道，“具體而深入的文學批評、文學闡釋和文學史研究經驗都證明，文學空間里活躍的社會歷史性的政治因素和政治能量，恰恰是在美學范疇（審美外觀、審美結構、審美判斷等等）里才獲得其最豐富、最復雜、最意味深長的形式和編碼系統(tǒng)；正如美學范疇的自律性、創(chuàng)造性和歷史性，恰恰是在它作為一種文化生產和觀念生產的社會歷史性行為（工作、勞動、游戲、斗爭）中才得到淋漓盡致的深度的事實性展現”，而“文學批評和文學史研究作為一般性（即抽象的）思想活動、觀念建構和意識形態(tài)斗爭，本身有其經驗具體性和對象特殊性，因此必須以一種特定的有效的方式予以耐心細致的展開?！逼湔撌鲋赶蚯叭私浀?，同時也指向當下中國的文學理論評論實踐。

汪政在《理論是評論的核心與風骨》一文中，同樣談及當下文學批評的“理論”問題：“文藝評論要發(fā)揮它褒優(yōu)貶劣的作用就必須有自己的評論標準……就當前而言，我們之所以對一些新的文藝門類無法作出評判，或者你作出了評判，但業(yè)界與接受者卻不買賬，原因就在于沒有公認的標準；或者你自以為是地在依所謂的標準說話，但這個標準只是評論者自說自話，沒有得到廣泛的認可，因為它缺乏理論的概括性。”同時，新的文化生產結構、文藝傳播生態(tài)，的確制造了此前文藝評論并未遭遇過的許多“環(huán)境變量”，使得“標準”問題變得更加復雜。張慧瑜在《重建理性化和公共性的文藝生態(tài)》一文中談及，“平臺通過大數據和算法對內容生產者和文化消費者進行雙重管理和引導，形成了數字社會組織開展文化生產和社會生產的基本模式。在數字時代文藝生態(tài)下，文藝評論的功能和形態(tài)也發(fā)生了巨大轉變”，一是“評論主體從專業(yè)評論者變成了受眾和粉絲”，二是“評論形式更加多樣化，從相對理性、專業(yè)的批評變成更加情緒化的反饋”，三是“數字時代的文藝評論容易引發(fā)社會輿情效應”。在此意義上，理性健康的文藝生態(tài)乃至文化生活生態(tài)建構，與文藝評論的自我內部建設，面臨著相似且相關的緊迫性。

當然，相對于廣義的“文化生活生態(tài)”，狹義的“文學評論生態(tài)”所面臨的“破局”之需似乎更加切近。張定浩在《文藝報》組織的“2021·我的文學關鍵詞”專題里的這段表述，顯得鋒利、甚至帶有殺傷性，然而我認為是準確的：“思辨力和感受力的鍛造，又是和價值判斷密不可分的……但目前的現狀是，批評家基本上放棄了對于新作品的價值判斷，以及有關價值判斷的公開爭論，或者說，這種判斷和爭論即便有，也被迅速歸入某種個人趣味之爭。大多數批評家不再通過撰寫文章的方式來發(fā)表異見，他們在年底多元化地投票，以一種誰也懶得去說服誰的民主形式?！?/p>

文學話題熱點：多維討論與問題意識

對新的文學潮流的命名、對新的文學現象的指認，是文學理論評論的重要職能乃至立身之本。過去的一年中，中國的文學理論評論于此并未失語。

《十月》雜志籌辦頒出了首屆十二背后·十月“美麗中國”生態(tài)文學獎，并召開“生態(tài)：作為文學的方法”研討會，而早在活動的提名預熱階段，文學界就已借此機會圍繞“生態(tài)文學”的概念內涵和創(chuàng)作實績展開了充分的理論言說，將“生態(tài)文學”話題同全球現代化進程、人與自然的精神聯系、現代文明的生態(tài)轉型等結合在一起，最終抵及“生態(tài)是我們這個時代的核心問題，應當成為文學的方法，以及文學的新的世界觀”這樣的全新認知。

《南方文壇》雜志與多位青年作家、青年批評家，共同發(fā)起了聲勢甚大的“新南方寫作”系列討論。楊慶祥《新南方寫作：主體、版圖與漢語書寫的主權》一文，從地理性、海洋性、臨界性、經典性等角度，對新南方寫作的理想特質大致作出界定，并兼及現代漢語寫作的主體和主權問題。而他對“新南方”的具體空間定位，是“指中國的海南、廣西、廣東、香港、澳門——后三者在最近有一個新的提法：粵港澳大灣區(qū)。同時也輻射到包括馬來西亞、新加坡等習慣上指稱為‘南洋’的區(qū)域”。近年來勢頭強勁、特色鮮明甚至堪稱“現象級”的數位青年作家的創(chuàng)作（如葛亮、林森、陳春成、林棹、周愷等）由此被納入這一新的“共名”加以討論。從“區(qū)域”“地方”的視角談文學，也是近年來評論界重點探索開發(fā)的路徑之一。

數字時代的文學與文化，是一個切近而重大的“新命題”，也堪稱被聚焦多年的“老熱點”。2021年，與此相關的討論繼續(xù)走向深入。對電子游戲、短視頻平臺等具體對象的研究分析越來越多、越來越精細，同時，也出現了更多具有理論高度和總體視野的研究成果。例如，朱立元《印刷文化、數字文化、詩學和解釋學——與希利斯·米勒討論》一文，在“印刷文化轉型”的基本語境前提下，對“數字文化”與“視覺文化”作出了區(qū)分，認為“數字文化”的內涵與外延遠遠大于“視覺文化”，后者專指圖像敘事，而前者也包括以數字技術作為媒介載體的文字敘事；同時，文章還具體分析了其“中國情形”“中國問題”，在問題意識和話題關切點上頗具代表性。而在新著《故事的過去與未來》一書的序言《人算與天算：一個敘事詩學問題》中，張檸則流露出一種（同樣頗具代表性的）對“數字焦慮”情緒的反抗：“近年來流行的‘數字時代’‘算法時代’等時髦術語，已經開始入侵文學領地，似乎暗含著一種技術崇拜的價值取向，但我覺得，這也從反面證明了‘文學’存在的價值?！痹谒磥?，“‘數字時代的文學’，重心還是‘文學’。詞組‘數字時代’在這個偏正結構短語中，不過是個定語，一個修飾詞組，一種難以擺脫的語境和背景。讓事物來修飾文學，而不是用文學去修飾事物，也是我心之所向的愿望?！笔聦嵣希@也理應是文學在討論自身，乃至討論時代之時的初心所在、尊嚴所在。

“跨界”的哪吒：新的“文學性”與“文學評論性”

另一個從今年開始被集中性地聚焦、討論的話題，是文學的“跨界”。幾次“非典型性”的文學活動，如《收獲》雜志和收獲APP推出的“無界”文學行動、騰訊新聞和上海作協舉辦的“文學脫口秀”活動等，都在文學界內引起了廣泛的關注及討論（《文學報》對“文學無界”話題、《文藝報》及其新媒體平臺對“文學脫口秀”話題，都有過后續(xù)延伸性、深度性的討論），并在一定程度上做到了“出圈”。李敬澤在首屆“無界”文學行動啟動式上所作的題為《作為哪吒的文學》的演講中說：“文學的邊界是變動的”，“文學必須是活的，文學要向時代、歷史和變動不定的人類生活、人類經驗開放，文學不能自律起來、封閉起來，不破不立、又破又立，破字當頭，立在其中，文學永遠要在它所不是中體認它自己是什么”“在一個時代的生活、感性、想象、話語和思想中，那個文學的幽靈、文學的風如何閃現和吹動，我覺得這是比文體、文類等等更為根本、更為緊要的問題。這個時代需要我們發(fā)現和發(fā)明新的文學性”。

此般的認知與觀念，是今天精神文化生活選項無比豐富的全新時代語境下，對揮之不去的“文學式微”“文學邊緣化”陰影的回應，它折射出的是文學在當下自我突破、自我革命的意識和勇氣。這不僅有必然性，甚至有緊迫性。在某種意義上，李敬澤在其新著《跑步集》中探索和實現的，正是這樣一種新的“文學性”乃至新的“文學評論性”：文學評論的寫作者突破了以往知識生產型的范式、慣性與腔調，而回到中國古典的“文”的傳統(tǒng)，回到質樸而有效的“言談”甚至“聲音”維度，直接“說”出他對文學的理解、關于文學的見識。

事實上，類似的聲音（或者說，對此種聲音的“呼喚之聲”）一直存在，甚至在持續(xù)疊加，它們直接指向著文學評論自身。劉大先在一篇題為《文學評論的形態(tài)應該是參差多樣的》的對談中表示，他理想中的文學評論，應當“由文學文本生發(fā)引申到社會、政治與歷史，從而走出了審美的局限，將文學作為生活世界的有機組成部分。這樣的評論也就跨出了文學的局限，成為一種可以為其他門類藝術乃至其他領域的人所汲取的思想與精神資源?！焙纹皆谛轮杜u的返場》序言《返場：重建對話和行動的文學批評》中，反思了“學院批評”逐漸坐大后，批評家和批評活動被規(guī)訓、被“學科化”和“知識生產化”的氛圍禁錮的問題，他提出“文學批評不能簡單等于學術研究”，要有“野蠻生長”和文體自由寫作。因此，他呼喚“身體力行的行動和實踐的文學批評”，評論家要“在文學現場”，“作為文學現場一個不可或缺的部分”，參與時代的文學生產，并生產出自身的形象。王堯《跨界、跨文體與文學性重建》里的觀點與此相通：“如果‘學術’是研究‘文學’的，‘學術文體’是否可以有‘文學性’？在中國的文章傳統(tǒng)中，表達思想、價值、知識的文體其實是多樣的……之所以把‘學術性’和‘文學性’糾纏在一起，是因為我認為這兩者在互動中循環(huán)，學術性和文學性常常會相互定義，并影響著文學文體的演變和文體內部各種因素的消長?！秉S平則從更技術性的“實操”層面談及“破圈”以及“文學評論性”的新形態(tài)呈現可能，在《文藝報》“2021·我的文學關鍵詞”專題中，他從自己在“喜馬拉雅”和B站上開欄講課的經驗說起，指出“既不能‘啟蒙’，也不能‘迎合’，‘破圈’的難點，意味著要找到一種全新的話語方式。這是我目前也沒有找到的，我目前能做到的是去了解，去傾聽——‘破’的不是圈，是圈里的我自己，是我所熟悉的書房里的一切。”一言以蔽之，文學理論評論，同它所慣于談論的文學一樣，都需要走出舒適圈、走出慣性的言說套路或生產邏輯，去獲得自己更新、更寬闊的生命活力。

此一話題的背后，乃是文學理論評論（以及整個文學）基本的、卻也是莫大的抱負——“文學應該是哪吒……這個少年是革自己的命，他拋卻已有的一切，走出他的廟宇和城邦，進入廣闊原野，越過種種界限，獲得一個新的心。他脫胎換骨，然后在原野中，摘一枝荷花，或隨手摘一枝別的什么植物，就以此作為自己的身體、獲得一個新的身體。我想，這應該就是新的、投入這個時代偉大變革的文學?！保ɡ罹礉伞蹲鳛槟倪傅奈膶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