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時代文學的潮汐

2023年8月第十一屆茅盾文學獎評選結果揭曉，發(fā)表與出版于2019至2022年的238部長篇小說激烈角逐，最終《雪山大地》《寶水》《本巴》《千里江山圖》《回響》五部作品獲獎。四年一度的國家級文學獎項評選，為新時代文學的生產(chǎn)和傳播營造了積極的氛圍，也為長篇小說創(chuàng)作帶來了一種具有周期性的創(chuàng)作現(xiàn)象，每個四年中的第一年常被稱為“小年”。但“小年”其實并不“小”，如果把當代文學史比作一臺盛大、漫長的交響樂，正是這種節(jié)奏的變化為聽眾帶來呼吸的氣口，從中洞見更大的世界。

這種周期性變化同樣適用于更大的時間尺度。新時代以來長篇小說對黨和國家大事要事的關注，確實體現(xiàn)出上世紀80年代以來文學史未有之勢，卻顧所來徑，文學史層面的變化正在發(fā)生。自2022年中國作家協(xié)會啟動“新時代文學山鄉(xiāng)巨變創(chuàng)作計劃”“新時代文學攀登計劃”以來，面對恢宏的時代、遼闊的生活，從洪鐘大呂到潤物無聲，長篇小說一直在探索更符合藝術規(guī)律的創(chuàng)作方式。2023年“新時代文學山鄉(xiāng)巨變創(chuàng)作計劃”推出的周瑄璞《芬芳》，“新時代文學攀登計劃”推出的劉慶邦《花燈調》、陳彥《星空與半棵樹》等作品聚焦脫貧攻堅、鄉(xiāng)村振興視野下神州大地發(fā)生的宏偉變革，相比前幾年很多作品直接將宏大話語、時代精神以人物和事件的方式移植進作品，這些作品明顯在嘗試更自然的處理方法。

《星空與半棵樹》就把農民溫如風因為“半棵樹”引發(fā)的不平與反抗作為故事的主線，作品中普通農民、政府干部、鄉(xiāng)村企業(yè)家等身份的交織讓傳統(tǒng)熟人社會顯得愈加紛繁，弱者、強者、好人、壞人界線的交融，以及不斷演變的精神世界與道德標準背后是鄉(xiāng)村社會物質現(xiàn)實的變遷。

《芬芳》格局宏闊、針腳密實，將山鄉(xiāng)巨變分散到四代人身上，小說的藝術氣質更接近于傳統(tǒng)的鄉(xiāng)村敘事，與前幾年直書鄉(xiāng)村社會變革、農民致富奔小康的寫法有了明顯差別。

2023年歷史題材創(chuàng)作的底色則更加多元。張翎《歸?！芬耘畠阂暯墙议_母親在抗戰(zhàn)時期的苦難人生。小說時間跨度大，題材也沉重，但作者摧剛為柔，讓大時代的血與火變成小人物身上隱秘的恐懼與痛苦，主人公用盡余生，也難以撫平戰(zhàn)爭造成的創(chuàng)痛?！靶聲r代文學攀登計劃”推出阿舍《阿娜河畔》，寫的是新疆生產(chǎn)建設兵團的故事，但作者并沒有被宏大敘事牽絆手腳，書中大量的心靈獨白，以及石昭美、明中啟等一批血肉豐滿的人物形象，不禁讓人想起陀思妥耶夫斯基或是老舍筆下那種最經(jīng)典、純粹的現(xiàn)實主義創(chuàng)作，這種寫法使人生和命運顯得格外沉雄、充滿力量。

上述作品以及楊怡芬《海上繁花》、陳河《誤入孤城》、徐風《包漿》、李清源《窯變》、張檸《江東夢》、盧一萍《少水魚》等歷史題材創(chuàng)作，如果說有共性，就在于將時代風云重新降落到具體的人和事上。這似乎是一句陳詞濫調，但結合著不同年份長篇小說現(xiàn)場的潮汐感，這其實是在提醒我們思考，長篇小說到底應該怎么寫才能更好地表現(xiàn)時代精神；無論寫什么，小說的思想性和藝術性，是否應該以可讀性和對讀者共情的喚起為基礎。

新時代長篇小說如何介入現(xiàn)實

2023年，我多次在早晚高峰的北京地鐵上看到有人手捧馬伯庸的《太白金星有點煩》，讀得旁若無人。難以想象一本紙質書怎么從手機游戲、信息流、短視頻的“聯(lián)合圍剿”中脫穎而出——這不正是我們對文學常有的希冀嗎？

《太白金星有點煩》并不是馬伯庸筆下唯一閃爍于茫茫人海的作品，他在寫出讓人拍案叫絕的好故事之余，更清楚那些正在讀書、或想讀卻難從工作與“即時快樂”中抽身的人們心里想的是什么。馬伯庸戲筆重寫《西游記》，西天取經(jīng)變成天庭安排給太白金星李長庚的工程項目，原本兇險的降妖除魔、信念考驗都變成黑色幽默式的人情博弈、利益交換。李長庚雖位列仙班卻如履薄冰、動輒得咎，讀者從虛構故事中看到的不是天地造化、萬里征途，而是平凡的自己。馬伯庸以網(wǎng)文作者、歷史小說家身份進入大眾視野，使很多研究者忽視了他作品中的現(xiàn)實意識?！短捉鹦怯悬c煩》相比他前幾年的《長安的荔枝》《大醫(yī)》明顯更“松弛”，但就是其中強烈的現(xiàn)實意識，讓它獲得了讀者的歡迎，哪怕站在擁擠的地鐵公交，也要看化作太白金星的自己何去何從。

馬伯庸虛構天庭，張平《換屆》寫真實的官場。小說以新任副省長楊鵬為主人公，展現(xiàn)一場有預報的天災如何造成巨大生命財產(chǎn)損失。整部作品由大量、密集的對白構成，支撐小說問題意識的不是眾多人物形象或跌宕的情節(jié)，而是一套語言體系。其中人物看似各不相同，但他們的思想、行為卻不知不覺被那個龐大而抽象的語言體系支配。小說常把現(xiàn)實問題、日常語言和主人公們使用的語言體系并置，以反思后者在嚴謹、專業(yè)之外模棱兩可、避重就輕的一面。在歷史和社會學研究中，語言常被視為文明出現(xiàn)和發(fā)展的標識；在2023年格外火爆的人工智能大模型中，語言也是核心要素。而最直接由語言組成、不摻雜其他的，其實還是文學，語言問題中蘊藏著太多創(chuàng)作上的可能性，理應成為小說家理解現(xiàn)實、文學作品介入現(xiàn)實的一個入口。

科幻的中國敘事與地域文化

說到人工智能，嚴曦的《造神年代》值得閱讀，它寫的正是AI“奇點”到來。作者出身電子工程專業(yè)，小說兼具科學的“硬”和文學的“軟”，是一部不同專業(yè)背景會有巨大閱讀感受差異的作品。所謂“奇點”指人工智能獲得自主意識的一瞬間，它的重要意義在于從此人工智能將以“指數(shù)級”發(fā)展之勢一騎絕塵，不僅將把人類越甩越遠，更成為地球乃至宇宙文明史新的主人公?？苹眯≌f無疑是舶來品，有些經(jīng)典作品流露的問題意識雖然宏大、重要，感覺與中國的讀者還“隔”著些什么，在這方面《造神年代》作出了自己的貢獻。成都這座文化色彩鮮明的中國城市是故事開展的主要舞臺，熱辣的四川話隨處可見。小說不無幽默氣質，為人類社會安插了很多讓人啼笑皆非的變化；結局人工智能選擇以幫助但不干預的方式與人類社會平行共處，有科幻小說鮮見的樂天態(tài)度。這不能不讓人聯(lián)想起那些以川渝文化、飲食、生活方式為背景的文學、影視作品中，我們很熟悉的潑辣與達觀。

不僅《造神年代》出現(xiàn)巴蜀文化，天瑞說符的《我們生活在南京》在題目上就已說明問題。寫科幻的中國作家越來越多，必然會讓這一舶來品文類充分本土化。每一種地域文化都內含不同的人生哲學、人物形象、故事原型，未來我們大可以期待黑土地、黃土高原、草原、華北平原以及齊魯、吳越、海派、嶺南文化等都與科幻碰撞出不同的火花，這種作品將為世界科幻史留下中國章節(jié)。

無所謂“通俗”還是“嚴肅”

談文學中的舶來品，“武俠”不能不提。曾經(jīng)我們以為金庸、古龍等武俠作家的影響力雋永不絕，但后來不得不承認，當他們的創(chuàng)作遮蓋了武俠一整個門類之時，其中來自歐美文學以及電影工業(yè)的影響很容易被忽視。而當“金古梁溫黃”們的影響力隨時間弱化，我們又發(fā)現(xiàn)還有遠至平江不肖生、近到徐皓峰這樣似乎更具“中國味”的武俠小說存在。

何頓的《國術》就在這一脈絡。小說以武術家劉杞榮為主人公，一半寫“武”的力量——體弱多病的少年苦練武藝強身健體，多遇名師挫敗各路豪杰，為國為民奮勇殺敵、傳道授業(yè)成就英雄傳奇；一半寫“俠”的有限——在現(xiàn)代的船堅炮利與時代的風云際會之下，再強的武者也是刀劍如夢、萍蹤浪跡。作者以湖南國術訓練所、中央國術館為軸心，串聯(lián)起民國武林諸多風云人物。各門各派的武林掌故以及拳、跤、棍、刀等武學招式在小說中都有扎實呈現(xiàn)。但小說并沒被狹義的“武”或“俠”限制，在漫長的故事時間里刀劍易斷，人世滄桑，真正有力量的不是那些武功心法、好勇斗狠，而是主人公本分、執(zhí)著、修身、律己的心。

“新時代文學攀登計劃”推出的田耳《秘要》也和武俠題材息息相關。20世紀八九十年代港臺武俠小說風靡大陸，一大批冒名頂替的盜版應運而生，數(shù)十年后這種“黑書”成為收藏界一大門類?！睹匾穼懼魅斯谧穼ひ槐久麨椤短煨Q秘要》的“天缺”級“黑書”過程中，挖掘出兩岸三地多段雖無武藝與傳奇，卻同樣流離而堅韌的人生?！睹匾纷寱r光倒流，讀者仿佛置身那個地攤文學、租書屋風行，人們對知識、文學同時也是對蠻荒、情愛如癡如醉的年代。雖然田耳寫的這些小人物與《國術》中的劉杞榮似有云泥之別，但他們都因“武俠”這一特殊的文化與精神載體殊途同歸。人活于世，除了名利終有很多值得堅持之事，這是這類作品在優(yōu)秀的閱讀體驗之中，給予我們的精神力量。

武俠、科幻、言情……不知何時起，它們悄然成為“類型文學”，帶走了文學的“多巴胺”與“荷爾蒙”。近年來，許多作家拿起罪案和推理的筆，似要為“純文學”增加一些引人入勝的東西。在閱讀吳忠全《寒夜無聲》、郭沛文《剎那》等2023年的推理小說時，我更明確了一個感覺：推理小說中那些草蛇灰線、伏脈千里，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寫作手法，那些讓人忍不住熬夜通宵的閱讀體驗——原本就無所謂通俗還是嚴肅。

現(xiàn)實的回聲

為長篇小說起書名是難事，往往不到十個字就得抓住數(shù)十萬字的魂，書封上的每個字都化身“萬人敵”。據(jù)說2023年“新時代文學攀登計劃”推出的畢飛宇和格非的長篇小說在創(chuàng)作階段都經(jīng)歷過改名：畢飛宇的《歡迎來到人間》改自《傅?！罚怯尚〉酱?；格非的《登春臺》則改自《浮生余情》，是由大至小。作家于標題處的閃轉騰挪，只是文學映照現(xiàn)實之難的縮影，哪怕數(shù)百萬字的長篇小說，在大千世界面前也不過一面小鏡、一掬清水。由此觀之，以文學之“小”見現(xiàn)實之“大”，當真要作家有萬夫莫敵的智勇。

畢飛宇在《歡迎來到人間》中塑造了醫(yī)術高明、相貌英俊、家世顯赫、嚴于律己的外科醫(yī)生傅睿。這世俗上的“完美”形象在大多數(shù)人看來必是文學層面匱乏的存在，除了成功、順遂、幸福，他身上又能有什么可寫呢？畢飛宇偏穿過敘事的窄門，于傅睿世界的縫隙中洞見一種沉重、無告的精神痛苦。每個人都像煮熟的蛋，剝離各式各樣的蛋殼后，那純真和完滿才是真實又脆弱的。在這個過程中，曾經(jīng)像“天使”一般的傅睿破碎了，他失去事業(yè)、家庭，變成精神病人，而救贖又不知所之。書名雖為“歡迎”，但其意更像是歷盡千帆者，對無可逃避的后來者所懷有的疲憊和釋然。

《登春臺》中男性形象在精神層面的脆弱與孤獨、面臨人生選擇時的混沌與莽撞，以及女性形象兩性關系上的傷痕記憶、殘缺破碎的家庭關系都延續(xù)了格非小說一貫的精神氣質。書中的周振遐、沈辛夷、陳克明、竇寶慶們，無論身處多么優(yōu)渥的生活，他們的精神世界總有不幸福、不安穩(wěn)，以及某種隱秘而強烈的自毀沖動。前面說了長篇小說創(chuàng)作之難，事實上身為讀者理解格非或畢飛宇小說難度也不低。作者精心刻畫的城市中產(chǎn)、精英眾生相，對于一部分普通讀者來說很容易變?yōu)樘摶谩o效之物，人們的快樂與痛苦時常相通，但也很容易被物質生活的差距區(qū)隔。這大概就是為什么在專家學者和普通讀者之間，這一類作品的評價總是兩極分化。讀者大概要以某種帶有社會學或文化研究色彩的眼光，才能更好理解作品的應有之意。

今天不同行業(yè)、身份者都有表達情感、闡釋現(xiàn)實的自覺性，面對廣闊無邊的現(xiàn)實，我們已經(jīng)很難再期待過去那種充滿權威性的全景式現(xiàn)實主義作品了?！靶聲r代文學攀登計劃”推出的賈平凹《河山傳》、李鳳群《月下》、顏歌《平樂縣志》、張楚《云落圖》，以及須一瓜《五月與阿德》、陳倉《浮生》、甫躍輝《嚼鐵屑》、杜陽林《立秋》、姚鄂梅《我們的朝與夕》、魏思孝《沈穎與陳子凱》、鄭在歡《雪春秋》等作品都是書寫現(xiàn)實的優(yōu)秀之作，它們的“好”正體現(xiàn)于在合適的地方停筆，將自己最有把握的“小世界”寫清楚。比如《五月與阿德》借一老一小的人物關系模式，寫落魄的“城里人”和走出村鎮(zhèn)的“鄉(xiāng)里人”在各方面錯位、卻也正是因此才能相互陪伴的情感生活；《平樂縣志》時而插入近似評彈、畫外音式的議論，講人情世故卻穩(wěn)守“縣”志的范疇；《浮生》透過貸款買房這一普通都市人的重大人生課題審視現(xiàn)實；《嚼鐵屑》寫都市中年、青年“錦城雖云樂，不如早還鄉(xiāng)”的人生選擇，這注定是只有少數(shù)人能做到的。

篇幅有限，仍有一些長篇佳作未及討論，總而言之，2023年長篇小說已經(jīng)將新時代文學具有歷史意義的軌跡與趨勢置于讀者眼前；“新時代山鄉(xiāng)巨變創(chuàng)作計劃”“新時代文學攀登計劃”等頂層設計整合創(chuàng)作與出版資源，其對長篇小說的助推作用在2023年體現(xiàn)得尤為明顯。當我們將視野伸向更廣闊的歷史、現(xiàn)實、未來，打破對于文學類型、雅俗的分界，就會發(fā)現(xiàn)無論留給作家還是讀者的空間和可能性都十分寬廣。

（作者系中國作協(xié)創(chuàng)研部助理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