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魯迅亦師亦友

　　向培良于1923年從長沙一中考入北京私立中國大學，后轉入北京世界語學校。北京世界語學校于1923年創(chuàng)辦，魯迅當時在該校授課。于是，向培良有幸結識了魯迅，并很快和魯迅的關系十分密切。魯迅1924年1月日記載：“九日，晴。無事。夜向培良來。”

　　魯迅出生于1881年，這一年，魯迅43歲，向培良不過20出頭。魯迅當時為著名作家，向培良是聽其授課的學生。

　　1924年10月，進步青年作家高長虹從老家來到北京，在一次聽課的時候，他與向培良等青年作家相識。不久，高長虹、向培良等在《國風日報》開辟《狂飆》周刊，并在當時的中國文學界有了一定的影響，故受到魯迅先生的關愛。

　　到了1924年12月，向培良幾乎是魯迅家中常客。魯迅12月日記載：“21日，晴。培良來。”與此前日記比，省掉了一個“向”字。

　　1925年1月，向培良到魯迅先生家一次；2月，向培良到魯迅先生家3次；3月，向培良到魯迅先生家8次。4月，在魯迅的支持下，向培良與高長虹等青年作家組織了莽原社。莽原社后來與魯迅發(fā)起和支持的未名社合辦了《莽原》周刊和半月刊，發(fā)表和出版過在當時極有影響力的作品。更為有趣的是4月11日，魯迅用這樣一則日記記載了他當時的喜悅：“下午陪母親游阜城門外釣魚臺。夜買酒并邀長虹、培良等人共飲，大醉。”他們之間的關系于此可見一斑。

　　4月23日，魯迅給向培良寫信說

　　培良兄：

　　我想河南真該有一個新一點的日報了；倘能進行順利，就好。我們的《莽原》于明天出版，統(tǒng)觀全稿，殊覺未能滿足。但我也不知真不佳呢，還是我的希望太奢。

　　隨后，向培良與魯迅彼此來往更頻繁了。10月12日，向培良和高長虹到魯迅先生家，魯迅贈給他們各一本《小說史》。向培良后又得贈《竹林故事》一本。

　　1926年8月26日這天，魯迅離開北京起程去廈門大學，向培良和高歌(高長虹之弟)等近20位文學青年來為魯迅先生送行。

　　魯迅對向培良是十分器重的。他主編的叢書只有《未名叢刊》、《烏合叢書》和《未名新集》三部?！稙鹾蠀矔肥巧鐣绊懥Ρ容^大的一部，向培良的小說集《飄渺的夢及其他》就被編入其中。

　　魯迅還在他主編的《新文學大系·小說二集》中選編了向培良的小說3篇。能選入3篇小說的作家只有不多的幾位，其中魯迅也只入選3篇?？梢娤蚺嗔荚隰斞感哪恐械牡匚?。

　　用稿糾葛引起的矛盾

　　1926年魯迅為“3·18”慘案寫下了《紀念劉和珍君》一文，得罪了北洋政府，傳言他已被列入北洋政府的“黑名單”，加之他與許廣平的婚姻處境，他于1926年8月離開北京去了廈門大學。

　　魯迅離京后，莽原社內部矛盾即明顯起來。當時的《莽原》是由韋素園編輯的，魯迅已屬鞭長莫及了。

　　韋素園退了高歌的小說《剃刀》，壓了向培良的劇本《冬天》之后，向培良致信在上海的高長虹，引起高的不滿。高長虹在《狂飆》周刊上發(fā)表了兩封公開信以示抗議。在給魯迅先生的公開信中寫道：“接培良來信，說他同韋素園先生大起沖突，原因是為韋先生退還高歌的《剃刀》，又壓下他的《冬天》……到了這時，我還能不出來一理論嗎?”最后又對魯迅先生說：“如果愿意說話時，我也想聽聽你的意見。”

　　魯迅當時給許廣平寫信說：“長虹又在和韋素園吵鬧了……鬧的原因是為了《莽原》不登向培良的劇本，但培良和素園在北京發(fā)生糾葛，而要在上海的長虹破口大罵，還要在廈門的我出來說話，辦法真是離奇得很。我哪里知道其中的底細曲折呢。”

　　魯迅對此并沒有表任何態(tài)度，接著給許廣平的信中又說：“小小的《莽原》，我一走就鬧架。長虹因為社里壓下(壓下而已)了投稿，和我理論，而社里則時時來信，說沒有稿子，催我作文。我實在有些憤憤了，擬至二十四期止，便將《莽原》停刊，沒有了刊物，看大家還爭持些什么。”

　　單就這場用稿糾葛而言，向培良與魯迅并無直接矛盾，向培良主要是和韋素園在用稿上的爭執(zhí)，后來，魯迅不得不作出一些回應，也主要是針對高長虹。

　　因為這一場爭吵，向培良宣布退出莽原社。

　　繼續(xù)撕裂的“傷口”

　　向培良從這一場糾葛中走出來，大約是在一年多之后的1928年4月，在東泰圖書局出版了他的戲劇理論力作《中國戲劇概評》，該書后來成為中國較為重要的戲劇理論專著。

　　1929年向培良在上海南華書局任總編輯，與朱子倬、戴望峰等人在上海創(chuàng)辦《青春月刊》，作主編。并著文提倡“為人類的文學”。稍后，他的《人類藝術》一書由國民黨南京拔提書店出版。魯迅看到過去那樣激進的向培良一下提出這種文學主張后，在1931年8月12日社會科學研究上講了《上海文藝之一瞥》，其中用了很長一段話批評向培良。他說：“類似的例，還可以舉出向培良先生來。在革命漸漸高揚的時候，他是很革命的；他在先前，還曾經說，青年人不但嗥叫，還要露出狼牙來。這自然也不壞，但也應該小心，因為狼是狗的祖宗，一到被人馴服的時候，是就要變而為狗的，向培良先生現在在提倡人類的藝術了，他反對有階級的藝術的存在，而在人類中分出好人和壞人來，這藝術是"好壞斗爭"的武器。狗也是將人分為兩種的，豢養(yǎng)它的主人之類是好人，別的窮人和乞丐在它眼里就是壞人，不是叫便是咬。然而這也還不算壞，因為究竟還有一點野性，如果再一變而為巴兒狗，好像不管閑事，而其實在給主子盡職，那就正如現在的自稱不問俗事的為藝術而藝術的名人們一樣，只好去點綴大學教室了。”

　　向培良并不接受魯迅的批評，他在8月出版的《活躍周報》上發(fā)表了《答魯迅先生》一文。至此，向培良與魯迅的矛盾公開化了。

　　抗戰(zhàn)暴發(fā)后，向培良先后擔任南京國立戲劇學校研究實驗部主任、國民政府第一巡回戲劇教育隊隊長，帶領戲劇演出隊往返于湘、桂等地，積極從事抗日救亡和文藝救國活動，這一時期他的文藝觀從“為人類的文學”轉為“文藝反映生活”，發(fā)表了大量的作品。

　　不離魯迅著作的人

　　抗戰(zhàn)結束后，1947年8月向培良擔任國民黨中國萬歲劇團團長，在《文藝先鋒》上發(fā)表了劇本《彪炳千秋》，“為國民黨抗日唱贊歌”。

　　1948年6月，他辭掉了萬歲劇團團長職務，回到家鄉(xiāng)，在沅陵、洪江(原黔陽縣)從事教育工作。他在沅陵中學教書時，居室很狹小，但一個小書架里總是放著《魯迅全集》，不斷閱讀。為了配合當時土地改革、抗美援朝等，向培良為他的學生們排演了《白毛女》、《劉胡蘭》、《真理的故事》等中外戲劇。在他的執(zhí)導下，沅陵中學的戲演得很有名氣。在他進入天命之年時，他給他的一位學生留下了這樣一段話：“我在本校教了四年了，親眼看到這個學校是怎么發(fā)展起來的。學校的一草一木，我都熟悉。這個學校使我懂得一些革命的道理，逐步批判了自己的過去，自己真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之非"的感慨。現在，我知道自己的責任，知道自己還能夠做一些事，所以應該亟起直追。”

　　向培良由沅陵一中調入原黔陽一中任教后，因為成績顯著，曾被選為黔陽縣人民代表和被評為模范教師。當時郭沫若托田漢寫信給向培良，邀請向培良赴北京共事。向培良謝絕了，并一腔熱情地表示自己決心“以有生之年為家鄉(xiāng)的教育事業(yè)盡微薄之力”。

　　1958年向培良被劃為“右派”，后又因為他曾寫過《彪炳千秋》劇本，被定為“歷史反革命”而入獄，判刑10年。1959年被囚禁于溆浦勞改農場。1961年病逝，終年60歲。

　　1979年12月，黔陽縣人民法院根據上級有關政策，撤銷了對他的判決，終于為他徹底平反。

　　摘自《文史精華》 鄧宏順 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