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江健三郎曾在《小說的方法》中寫到：“唯有我一人逃脫，來報信給你。我把這句話，當做我小說創(chuàng)作的基本原則。

 

　　這句話，來自《圣經.約伯記》，約伯是個義人，因為他的虔誠，遭到了魔鬼的嫉妒，魔鬼在上帝面前控告他，上帝于是允許魔鬼去試煉他，奪取他除了生命以外，其余一切所有的，他的孩子，財產，都在一夜之間化為烏有。

 

　　他的仆人，跑回來向約伯報告這一慘劇的時候，說的就是這句話：“唯有我一人逃脫，來報信給你。”

 

　　這句話，和小說創(chuàng)作又有什么關系呢?

 

　　這句話里有幾個關鍵字：“唯有我”，意味著我是這個事件唯一的生還者，也是唯一可能的講述者，你唯有相信我所說的。那件事哪怕規(guī)模再宏大，親歷者再多，但他們都不可能講述了，能夠講述的唯我一人。

 

　　然后，是“逃脫”。逃脫，是某種求生的、掙扎的意志，我曾經活在那個世界里，也險些隨著那個世界同歸于盡，然而我最終逃脫出來。盡管無比艱難，但我不甘心就此沉沒，不甘心關于那個世界的一切就此湮沒無聞，我要逃出來。

 

　　逃脫的目的是什么呢?“來報信給你”。報信給所有的讀者，報信給那些不知道這個事件的人。報信，就是寫作，就是講述，就是把事件發(fā)生的細節(jié)一五一十的告訴你們。這是我逃生出來的目的，是我余生存在的意義，也是我逃生的方式。我的逃生，是為了講述。而我的講述，令我能夠逃生。

 

　　小說家，在某種意義上來說，是與約伯有著同樣命運的人。或多或少，他們都曾經被奪走過什么，而且一定是極為珍愛和寶貴的東西。因為失去了這樣東西，在他的生命里造成了巨大的傷痕，這件東西雖然實質上已經失去了，卻在心里變得越來越沉重，成為纏繞生命的重負，不得不如此的責任。

 

　　必須找到一個方式，將這個失去的世界拆解，一點點打碎，把心中的回憶的碎片，細致地一一取出，再像拼圖一樣，重新將其還原，唯有這樣，才能在心里真正療愈，徹底放下。

 

　　約伯對他所失去的一切無法釋懷，他的方式，是向朋友傾訴，向上帝追問，他覺得有某種不公，是他必須去理解的。他需要不停地追問，在回憶里去尋找答案。

 

　　村上春樹，曾經在《挪威的森林》開頭處，提到他為什么一定得寫這本書：“那風景執(zhí)拗地踢著我腦中的某個部分。喂!起來吧!我還在這兒呢!起來吧，起來了解一下我為什么還在這的理由吧!它們比往常更長時間地、更強烈地打著我的頭。起來吧!起來了解吧!所以我才寫了這篇小說。”

 

　　那個始終在他腦海里踢打的風景，是和直子曾經一起漫步的草原。直子是他曾經愛過的女孩，但她卻以一種他所不理解的方式結束了自己的生命，從此消失在他的世界之中。盡管過去了很多年，曾經的少年已經成為中年大叔，然而這段過往的戀情，卻仍然頑固地盤踞在他的內心之中。

 

　　如果不以小說的方式寫出來，這個遺憾就會永遠留在他的心里，成為一個黑洞，與直子曾經漫步的那片草原，以后也將永遠在他腦中不停地踢打著。他要從那個世界里逃脫出來的唯一方法，就是去了解它，在回憶中還原它的每個細節(jié)，把它們從黑暗中拿出來，從潛意識變成可見的意識。

 

　　一個遺憾，之所以會長久地留在我們的心中，是因為我們不曾好好地悼念，鄭重地告別。所以，當親人去世的時候，一場隆重的葬禮是極有必要的，它的意義對于生者來說，遠大于死者，而這“隆重”并不是指外在的形式有多么復雜，而是要給每個人足夠的時間去回憶，去悲傷，去用自己的方式卸下遺憾，如此亡者才能得到真正的安息，生者也才可能卸下重擔，向未來前行。

 

　　可惜，少有人得到過這樣的機會，或曾經試著去認真的對待過這份遺憾。在人們心底的最深處，沉埋著他們失落的世界，不見天日的過往，年深日久，成為了一條條沉默而閃光的礦脈，他們背負著回憶的寶藏，卻從來不曾認真開采，他們找不到從那個世界里逃脫，來報信給人們的方式。

 

　　我不知道，村上的少年時代，是否真的曾經歷過這樣一場無法忘懷的感情。但是，曹雪芹是真正經歷過的。我想紅樓夢之所以動人，很大原因是來自于此。曹雪芹如同約伯一樣，是一個被魔鬼嫉妒的人。他的大觀園，那個純凈而安寧的世界，被一場天災人禍所焚毀，成為一片焦土。

 

　　在現實中，他只是個無權無勢的書生，他無力挽救，但是他可以講述，用他的一支筆把那個世界復原，讓那些死去的人們，重現音容笑貌。他深信那個美好的世界不該就此沉沒，他用自己的余生，用一字一句，為磚為瓦，來重建他的大觀園。而這樣的重建，雖然看似虛構，卻成就了一種真實之上的真實。某種意義上說，他真的拯救了那個世界，他讓那個大觀園永遠留在了人間，比一切物質的存在更為長久。

 

　　常有人把《紅樓夢》和《追憶似水年華》拿來對比。普魯斯特和曹雪芹在經歷上確有相似之處，普魯斯特的晚年，長達十四年時間，幾乎都是在病榻上度過的，幾乎就是一個廢人。用曹雪芹的話來說，就是“半生潦倒，一事無成”。

 

　　普魯斯特和曹雪芹一樣，如果不是為了回憶，不是為了講述，他們活在世上，其實已經毫無意義。約伯在失去一切之后，渾身長滿爛瘡，坐在灰堆之上，用瓦片刮著自己的身體。最好的時光已然消失，過往的美好已成灰燼，而余生不過是在灰堆之上，茍延殘喘，從這個意義上來說，《紅樓夢》和《追憶似水年華》都是一本約伯記，都是對上帝的追問，都是用瓦片在刮著自己的靈魂。

 

　　其實，不只是小說創(chuàng)作，司馬遷的《史記》也是一樣。司馬遷出生史學世家，從小就立下宏愿，要著一部通史，為此他從少年時代，就開始游歷天下，收集了很多第一手的歷史材料。卻不想，壯志未成，就被卷進政治風波，受了宮刑。他承受了巨大的屈辱和不公，在人格和尊嚴都受到嚴重打擊的情況下，他想過一死以成名節(jié)，但最后他還是選擇了活下來，目的就是要寫完這本書。

 

　　他在《報任安書》中如此寫到：“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輕于鴻毛，用之所趨異也。假令仆伏法受誅，若九牛亡一毛，與螻蟻何以異?蓋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詩》三百篇，此皆圣賢發(fā)憤之所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結，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來者。”

 

　　因為不甘心就如螻蟻一般死去，因為不甘心讓自己心中的世界沉沒，他選擇了忍受屈辱的生命，而奮筆疾書。述往事，正是“唯有我一人逃脫”，思來者，所以“來報信給你”。

 

　　無論是曹雪芹、司馬遷還是普魯斯特，他們之所以還活著，就是為了寫書。寫這本書，就成為他們活著的全部價值，全部理由。加繆曾說：“真正嚴肅的哲學問題只有一個，那便是自殺。”他的意思是，判斷人生值不值得活，為什么而活，才是唯一重要的問題。

 

　　所以如果有一天，你覺得生命已經了無價值，你活著只是為了寫本書，到了那個地步，我想，你無論怎樣都會寫出一部好作品的吧。但現實中，大多數人的寫作，都只是為了“活著”這件事錦上添花而已。我想，這可能就是平凡的作品，和天才杰作的區(qū)別之所在吧。

 

　　這樣的寫作，還有很多，比如《古拉格群島》。我也無意再舉更多的例子，只是想借此談談文學的意義。文學的魔力，在他們的敘述中被顯現出來，那就是，記述能夠造成權勢的翻轉，它能夠讓時光凝固，讓時間倒流，把已經消失和毀滅的，重新創(chuàng)造出來，并使其永遠存在。

 

　　這樣的力量，就連皇帝也沒有，擁有這魔力的，唯有寫作者。

 

　　中國古時的文人們，總覺得唯有出將入仕，才是人生正途。學成文武藝，就是為了賣給帝王家。都拼命地想去博取個功名，必須做點什么政績，有點什么戰(zhàn)功，才覺得自己的人生具有價值。而文學創(chuàng)作，從來是被擺在次要地位的，詩詞歌賦，都只是茶余飯后的消遣罷了。

 

　　然而，千百年過去，誰還會念念不忘李白的功勞，蘇東坡的政績呢?他們的生命之所以獲得意義，被人們所喜愛懷念，都是因為他們的詩文，是那些他們從來不曾視為正途的文字。他們用盡一生才華，去苦苦追求的“正途”，卻常常失敗，無人紀念，而讓他們青史留名，永垂不朽的，還是那一份和世間所有心靈共通的感情。

 

　　的確，統(tǒng)治者有刀，有劍，有權優(yōu)勢，有槍炮，他們可以一聲令下，就發(fā)動戰(zhàn)爭，改變無數人的命運；動動指頭，就能讓曹雪芹的家族萬劫不復，把司馬遷的尊嚴狠狠踩在腳下。文人，在權勢的面前，總是脆弱得不堪一擊，螳臂當車一般，根本沒有絲毫還手的余地。

 

　　然而，時間是公正的。時間最終把權力交到了作者的手中。作者擁有書寫歷史的權力。再不可一世的君王，最終，也還是得靠文人手中的那支筆，才能讓自己被后世銘記，獲得某種意義上的“永生”，如果不被書寫，再偉大的皇帝，也等于從來沒有存在過。

 

　　他們的存留，他們的形象，他們的傳說，全在寫作者運筆之間，君王們的權勢再強盛，也不過維持短短幾十年，必定要沉沒。

 

　　最后，從那個世界里，唯一逃出來報信的，唯有作者，唯有文學。